
前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馬康衛從1966年走馬上任出使台灣以後,亟思有機會實現他加持「顛覆大使」冠冕的願望。於是,1970年4月份,蔣經國那趟美國之行,便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了。蔣經國的侍從參謀溫哈熊將軍,非常翔實地把那趟驚險的美國之行,作了第一手的記載:

「四月二十四日是一個令人永遠難忘的日子。到達時,我們事先已獲悉有台獨份子二、三十人在飯店前示威,但被拒馬隔開。此時經國先生與周大使走在前面,俞總幹事與我則走在後面。當經國先生走到廣場飯店門口的旋轉門時,突然有一人突破了拒馬,自我的左後方奔到我前面,且開了一槍。其槍聲雖小,但由於他在我的前面,我直覺到不對,立刻從後面抓住他的衣領,此時在我左右兩旁的美國便衣警探便對刺客各擊一拳,他立刻倒下斜角壓在我身上,我們兩人同時倒地,我的手錶與左鞋也都脫落。爾後我立刻爬起衝進旋轉門,看到此時經國先生才剛走進去,我深怕他受傷,但事實上他一點也不知道有人行刺,因為子彈發射時,他剛好走進了旋轉門。


之後我與其中一名警探立刻包圍住經國先生,並保護他直赴宴會廳,而門外的刺客黃文雄已被另一警探制伏,黃的親戚鄭自才從人叢中跑出來欲援救他,也被逮捕。我們上樓未幾,警探將行刺的手槍拿來給經國先生看,那是一把意大利巴瑞特(Baretta)點二五口徑的手槍,因為子彈發射時僅擊中一片旋轉門,正好那一剎那經國先生隨著旋轉門而轉向,以致子彈並未擊中經國先生,因而平安無事。」

經國先生這畢生的第五趟訪問美國行程,竟然險逢不測,當年便有新聞媒體提出了所謂「兩大謎團」之說。第一個謎團,包括台灣當都敏感的感受到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超乎尋常的親密,而美國與台北的關係卻明顯地趨於疏離。明眼人早有預感,華府與台北的關係終將歸於沉寂。但令人納悶的是,蔣經國1970年4月這趟美國之行,居然迥異於往昔四次訪美行程受到的禮遇規格,出乎意料地受到了等同於國家元首級的儀式款待。誠如國民黨當局最後一任駐美大使沈劍虹的回憶:「蔣副院長於四月二十二日抵達華府展開四天正式訪問。他受到相當於接待外國政府首長的禮遇:安德魯空軍基地的軍禮歡迎、下榻布萊爾賓館、與副總統安格紐茶敘、會晤國務卿羅吉斯與國防部長賴德、與國會領袖共進早餐,最重要的是與尼克森總統的會談與會後的白宮正式晚宴。」
沈劍虹為究竟蔣經國這趟訪美何以受到如此隆重歡迎的這一謎團,提出了十分合理的解釋,他說:「尼克森入主白宮剛過了一半,他決定要國務卿羅吉斯出面,邀請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先生正式訪問美國,這是尼克森新亞洲政策的一步行動。回想起來,1970年代初期的這次邀請,可以說是尼克森向他在中華民國的友人道別的一種方式。」

第二個謎團是,當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馬康衛接到蔣經國將訪問美國的通知後,卻表現出一種「非比尋常」的「熱情」。有人認為在蔣經國動身訪美前,馬康衛卻以先行返美做「妥善安排」的理由,悄悄回美國去「妥為佈置」,而這個「妥為佈置」的結果竟然險些讓蔣經國命喪異邦。馬康衛究竟作了哪些見不得人的手腳呢?雖然迄今美國仍無解密檔案證明其間美國當局或者馬康衛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但這宗刺殺未遂案,卻充滿了令人無法解釋及釋懷的疑點,這恐怕正與馬康衛「妥善安排」真正居心有關。

例如,行刺蔣經國的兩名台獨份子黃文雄(主兇)、鄭自才(從犯),這兩個人如果是在一個正常國家的正常司法體制下,經過中性超然的審判,兩人犯行明確,必然應該得到司法懲治,但奇怪的是,這兩人都選擇了棄保逃亡,從犯鄭自才後來被引渡回美國,判了5年徒刑。但是那位開槍差點擊中蔣經國的黃文雄,有此一說竟然在「負責出入境工作的幾位外國朋友和台灣老鄉的幫助下,順利在FBI的監視下逃亡。」如果此說可信,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幹員膽敢眼睜睜看著殺蔣經國的未遂犯,逃出美國的國門,假裝沒看見,任由其來去自如,美國特務機關是何居心?能不啟人疑竇嗎?如此明顯縱放,難道正是馬康衛「妥善安排」的一個重點環節嗎?

一個最大的疑點是,以美國警察、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職司首長安全的秘情局等各種特務單位,層層綿密監視之下,黃、鄭二人聯手刺蔣,究竟美國特務單位事前知情否?如果事前知情,還讓槍案發生,豈非涉及借刀殺人?如果事後方才知情,却輕縱輕放,放任他們從眼皮下出境離美,美國人居心叵測,亦是難以辯解的!
如果,黃文雄那一槍命中蔣經國,經國先生果真命喪紐約,那麼蔣介石的接班計畫當然立即大亂。馬康衛豈不正可趁此亂局,火中取栗,趁火打劫,扶植一個新的親美政權?馬康衛正可在他臨退之際,臨去秋波,繼之前的韓國政變、緬甸「政績」、與香港「政績」,向白宮交出另一份亮眼的成績單,來換取另一枚閃亮的勛章,為「顛覆大使」的桂冠再增添一顆熠熠發光的珠寶。幸運的是,蔣經國躲過了那槍,與死神擦肩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