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國君高於法的問題？

春秋，是個人個性強烈發展的時代，服膺「賴活不如好死」的生命原則，這樣的信念何以被後世遺忘？戰國，是戰爭規模持續升級的時代，富國強兵是國君放不下的目標、人民躲不掉的日常，又如何衍生歷史詮釋權爭奪的現象？

雄辯，是戰國的風格標誌。墨家以「天志」保證兼愛；孟子讓「仁義」在戰國現實中還有用武之地；荀子講「禮」的約束訓練；國際秩序則取決於縱橫家的穿梭遊說；而在南方的楚文化，神話與異界交織的環境裡，還有個書寫個人極端情緒的屈原。最後勝出的法家，靠的是現實示範，由此建立「絕對王權」的起點。

秦朝是個早熟的帝國。抗拒死亡、相信久長，是秦始皇的執念；雷厲執行一統、重今賤古，是秦始皇的野心。但法家的「輕罪重罰」，形成龐大的刑徒部隊，竟成為秦帝國快速滅亡的根本原因……

【精彩書摘】

法家提出用「法」來解決世亂，打掉封建的身分差異，以「法」一律平等對待。然而這套主張無法處理「法」的來源，或說「法」的根本權威效力來源的問題。法怎麼來的？法要如何讓所有人都遵守？法是商鞅訂的，但法的權威不是來自商鞅，而是出於秦孝公，出於國君。國君的權力才是法的保障，如此一來，很明顯的，國君高於法，法限制不了、管轄不了國君。

有一本記錄毛澤東晚年權力與生活的書，叫《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作者是長期在毛身邊、擔任毛的私人醫生的李志綏。李志綏回憶，那個年代，中國最重要的節日如五一勞動節、十一國慶日，所有高幹都要出席盛大儀式，但誰都沒有把握毛會不會參加典禮。有時候毛睡晚了，他就不去參加了。

這是毛澤東超越其他人所享有的最高權力，他高過那些別人都要遵行、配合的黨與國家的儀式。那個年代，毛搭火車出行，不只所有火車都要讓毛的車先走，如果毛要在火車上睡覺，他搭的車要停下來，會從他火車旁邊經過的班車也通通都要停下來。整個系統停擺，只等他睡個覺，沒人知道什麼時候火車可以再開，只能看他什麼時候睡醒。

典禮他不配合，鐵路時刻表他不管，甚至連自己訂定的法令他也不遵守。在中國「一面倒」向蘇聯傾斜、冷戰中敵視美國的時代，國家政策規定所有人要學俄語時，毛在做什麼？他積極地在學英文、讀英文書啊！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最簡單、最直接的解釋就是，他在享受自己高於政策、高於法律的特殊地位、唯一地位。就連他自己訂下的制度、法令，可以約束限制所有人，卻不能約束他。他的主觀意志高於這些固定形成的制度、法令，用這種方式凸顯制度、法令來自他。

當規則、法令的權威來自一個人，要如何將這個人也納入規範裡？他要證明他是法背後的權威來源時，最清楚的做法就是讓自己成為例外。管你們的管不到我，因為是我來決定怎麼管你們，不能倒過來用我管你們的辦法來限制我、管我。權力者往往是法的例外，藉由破壞法、不遵守法來彰顯自己的權力地位。

因應這個根本的問題，而有了後期法家理論的重要發展。後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包括慎到、申不害和韓非。一般傳統的說法，商鞅是「重法派」，慎到是「重勢派」，申不害是「重術派」，而韓非子是「集大成派」。放回歷史變化的脈絡中，這幾派其實不適合這樣平行並列，各派間有彼此牽連對照的更複雜關係。

比商鞅晚起的「重勢派」和「重術派」，其論理主要落在處理法的權威和國君權力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說，他們的出發點就在於如何避免再度發生因為侵犯國君王權，導致立法者商鞅被秦惠文君誅殺的慘劇。對待國君和法這兩種權力，「重勢派」和「重術派」所強調的其實是徹底相反的。

慎到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站在法的這一邊。慎到主張，國君想要最有效地運用法來統治，就應該將自己的「勢」高高撐起，「勢」抬得愈高愈好。用「勢」將國君和所有人區分開來，表明了國君就是法的至高無上權威來源，國君的「勢」愈高，法的權威相應也愈高。而國君的「勢」要高到什麼程度？怎樣才是理想上「重勢」統治的方法？國君要高到和所有人都不一樣，不能有一點一樣的地方，國君還要取消自己主觀干預法、以個人意志進行統治的欲望。

在這裡，慎到的重勢派和《老子》的主張有了微妙的交集。慎到也主張國君應該「靜默無為」，而他的理由是，一來國君「靜默無為」才能「任法自為」；二來國君有作為就有可能犯錯，國君主觀決定所產生的錯誤，都會傷害原本高高在上的「勢」，連帶破壞了法的權威。

國君應該就坐在由各種「勢」抬到超越至高的地位上，單純扮演法的權威來源就好。要做任何事都得透過法，如此取消了個人主觀自我意志，也就避開了個人犯錯的可能性，使得別人無法反對你、侵犯你。說得更明白些，慎到主張，對國君最好、最有利的選擇，是將自己徹底「非人化」，變成一個接受崇拜、膜拜的神像，從至高的地位上立法，透過法來統治，就沒有人能反對你了。

在國君的角色，尤其國君和法的關係上，申不害的主張和慎到的形成強烈對比。申不害講的「術」，關鍵在「莫測」。法是固定的，君王的統治術卻要刻意維持不確定。慎到要以「勢」讓國君和臣子之間拉開無法親近的距離，目的是不以國君的私人主觀意志干預法，「任法自為」，臣子只要依照法行事，也只能依照法行事。申不害也主張國君不要輕易讓臣子親近，但目的完全不一樣，是為了使臣子捉摸不定國君的好惡習慣，必須隨時戰戰兢兢地揣測、討好。

重術派強調的是國君作為法的來源的權威，將這種權威絕對化。有固定的法，人人依法行事，就不需要害怕國君，反正我不犯法就好，如此國君的權威就下降了。要維持國君的權威，連帶維持法的權威，那就要以「術」將所有人保持在惴惴不安的狀態中，隨時警覺害怕。

重術派動用的一種「術」，和法家起源的原則剛好相反。國君手上最大的權力是賞罰。商鞅努力建立「信賞必罰」的原則，慎到把國君抬得高高的，高到不會去干預、改變法所規定的賞罰；申不害卻教國君要「賞罰難測」。國君的賞罰沒有固定模式，臣子就無從依照模式測探、掌握國君，國君擁有近乎絕對的自由，相對地，臣子被國君完全控制，沒有任何一點自由。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對東方專制的批評，根本上就是重術派主張造成的結果。「術」到後來成為中國傳統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使得中國政治長期籠罩在人為的任意性中，無法制度化。潛藏著真正決定了中國傳統政治性格的，其實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而是這樣的重術派，將「術」加入法中，因而破壞了法的客觀性主張。

漢繼承秦，也就繼承了一個以法為主軸的帝國體制。漢代新的皇帝不了解法，也沒有一套管理帝國的新方法，於是選擇對秦體制概括接受，也就是後世所說的「漢承秦弊」，在「無為」中保留了秦代的制度。因而漢代的內在基本精神其實是法家的，一直到漢武帝時，才找出新的儒家加上陰陽的道理附麗其上，而有了「外儒內法」的局面。這種骨子裡的法家，對中國歷史影響極其深遠。牟宗三先生喜歡誇張地說：中國歷來所有的皇帝都是法家的，不管身邊用了多少位儒家宰相，都改不了皇帝法家權力的本質。這話雖然誇張，但點出了不容忽略的部分事實。

需要稍加分疏的是，中國帝王的這種法家個性來自後期法家，尤其是經過了重術派衝擊、補充後的法家，而非前期法家。

（本文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3：從爭戰到霸權，信念激辯的時代──春秋戰國、秦》／遠流出版）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