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彈劾啟動的那一刻　權力結構已經改變

文/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當立法院出現彈劾總統的政治動向時，社會輿論往往迅速把焦點放在一個簡化的問題上：三分之二門檻能不能過？然而，這樣的提問本身，其實已經錯過了彈劾制度在憲法中真正的重量。因為在台灣的憲政設計裡，彈劾從來不是單一投票行為，而是一整套被嚴格規範、且高度政治化的程序啟動。

一旦彈劾案成案，憲法所啟動的，並不只是立法院內部的政治攻防，而是一個將總統正式置於「被質疑其憲法責任」位置上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已經足以改變政治權力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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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憲法與相關制度設計，彈劾案的提出，意味著總統行為被指控涉及違憲或重大失職，而非單純政策爭議。這樣的定性，迫使總統不再只是政治領導人，而是憲政秩序中的「被審視主體」。隨之而來的，不只是國會的表決程序，而是包括：是否提出正式答辯、是否以書面方式回應指控，甚至在政治壓力升高時，是否需要親自面對立法院，說明其行為是否仍在憲法授權範圍之內。

正是在這些程序之中，彈劾的真正政治效果才開始顯現。因為無論總統是否選擇提出答辯書，或是否親赴立法院進行說明，每一個選擇本身，都是政治判斷，也都會被解讀為態度訊號。答辯，意味著承認國會具有審視正當性；拒絕答辯，則可能被塑造成傲慢或逃避監督。這不是法律對錯的問題，而是政治敘事的戰場。

回顧台灣過去的彈劾經驗，無論是兩度遭遇彈劾的陳水扁，或 2013 年被發動彈劾的馬英九，彈劾真正產生影響的階段，往往不是最後那一刻的表決，而是整個程序運作期間，總統如何被迫不斷回應、解釋、甚至防守。憲法程序在此不再是中性的制度設計，而是高度政治化的壓力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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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一點放回當前的政治情境，彈劾 賴清德 的意義，就更加清楚了。即便所有人都知道彈劾通過的可能性極低，但只要程序一旦啟動，總統就必須面對一個全新的政治現實：他的每一項決策、每一次公開發言，都將被放在「是否涉及違憲或失職」的框架下重新檢視。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程序會徹底改變行政與立法之間的互動結構。當立法院已經正式對總統提出憲政層級的質疑，任何後續的預算審查、人事同意權行使、調查權啟動，都不再只是政黨對立，而會被包裝成「憲法責任的延伸」。治理因此進入一種長期高摩擦狀態，而這正是彈劾制度在現實政治中最具殺傷力的地方。

對賴清德而言，這樣的衝擊尤其敏感，因為他長期建立的政治正當性，並不只是選舉結果，而是高度依賴道德與價值敘事。一旦彈劾程序正式啟動，這套敘事將被迫接受一個根本性的質疑：一位正處於憲法責任爭議中的總統，是否仍能單方面占據道德制高點，要求社會無條件承擔風險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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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程序同時也會對行政體系產生深層影響。官僚系統向來對政治風險極度敏感，當總統被正式置於憲政審視之下，行政命令的執行意願、政策推動的積極性，都可能隨之趨於保守。這不是公開反抗，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自我保護」，卻足以讓治理效能大幅下降。

從這個角度看，彈劾並不是為了立即改變權力歸屬，而是透過一套嚴肅的憲法程序，重新定義總統在政治體系中的位置。它讓總統從主導者，轉變為被審視者；從道德發號施令的一方，轉為必須不斷回應質疑的一方。

因此，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是彈劾能否通過，而是這套程序一旦啟動，台灣政治是否正式進入一個「以憲政衝突為常態」的階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轉變，往往比任何一次表決結果，都來得深遠而難以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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