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被預設的立場─從德國之聲訪談看西方媒體的傲慢與侷限

文/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鄭麗文接受《德國之聲》（DW）專訪後，輿論一片譁然。社群焦點多停留在她是否為普丁辯護、是否親中親俄，卻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場採訪本身，就是一堂「價值預設」的展示課。

從提問方式到話語邏輯，《德國之聲》的記者並不是在進行一場對等的思想對話，而是在進行一場立場審問。當他以帶有道德判斷的語氣問出：「普丁是不是獨裁者？」時，答案的範圍早已被設定。回答「是」，代表順應西方價值；回答「不是」，則立刻被貼上「為獨裁者辯護」的標籤。這種二元式提問，看似直接，實際上卻反映了西方媒體訓練的知識單一化與道德優越感。

• play_circle_outline 蔡鎤銘/「從從容容」與「連滾帶爬」的時代共鳴

真正成熟的國際記者，應該能理解「獨裁」並非一個普世定義，而需回到各國歷史、社會與制度脈絡來討論。然而，《德國之聲》的提問顯示出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心態——凡不完全符合歐美民主模式者，皆被歸為「威權」。這不只是觀點偏頗，而是比較政治與文明對話訓練的缺乏。

更值得關注的，是該記者關於「台灣國防預算」的提問。他以近乎質問的語氣說：「美國希望台灣把國防預算提高到GDP的5%，你為什麼不支持？」這個問題表面上談的是國防支出，實際上卻是一種政治導向的暗示——彷彿不調高到5%，就代表不愛國、不保台。

這種「預設立場」的提問方式，本身就違反了新聞專業的中立原則。記者的職責，是追問「這樣的政策為何可行或不可行」，而不是暗示「不照美國意見走就是錯的」。

• play_circle_outline 蔣德綱/擺脫老藍男！鄭麗文要先找回獅子的勇氣

這段提問，透露出一種深層的傲慢：把美國的安全觀、軍售政策與防衛預算標準視為唯一的正解，並要求受訪者以此為準則。記者似乎忘了，民主的核心不在於附和權力，而在於保留質疑的自由。當新聞報導以「民主同盟」之名，要求每個國家都必須按照某種軍事比例表態忠誠時，那其實正是以民主之名行威權之實。

西方媒體長期自詡為「自由新聞」的典範，但自由不只是能夠發問，更在於能否不帶立場地理解他人的回答。德國之聲的記者在這場訪問裡，沒有展現對亞洲政治脈絡的理解，也沒有對台灣主體性的尊重。他的提問方式，將台灣放在美國戰略的附庸位置，而非一個有判斷力與戰略思維的主體。

這種新聞訓練的缺陷，在歐洲公共媒體體系中並不罕見。從BBC到DW、從France 24到CNN，許多記者在報導非西方社會時，經常不自覺地進行「價值輸出」——以「問責」為名行「審判」之實。缺乏比較文明的視野，使他們在面對亞洲受訪者時，仍沿用冷戰時期的二分框架：「民主對抗專制」、「自由對抗服從」。他們擅長用數據與標語定義世界，卻不擅長進行跨文化理解。

• play_circle_outline 王崑義/國民黨也該來一次「批康運動」

這樣的思維，讓新聞報導不再是資訊交換，而成了價值測驗。記者不是在尋求真相，而是在確認受訪者是否「政治正確」。在這樣的結構裡，媒體不再是觀察者，而成了道德審判者。新聞自由的名義下，其實運作著另一種意識形態控制。

以國防預算為例，《德國之聲》的提問背後隱含著一種「以美為中心」的邏輯——唯有聽從美國軍售建議、調高至GDP 5%，才算「負責任的盟友」。這種觀點忽略了台灣自身的戰略考量、地緣風險與財政限制，也無視了「防衛自主」與「安全依附」之間的差異。真正關心台灣安全的記者，應該問的是：「台灣如何平衡軍備與社會發展？」、「戰略自主如何建立？」而不是「你為什麼不照美國的建議做？」

新聞的使命應該是理解，而非審判。當媒體把訪問變成忠誠測驗，新聞自由就淪為意識形態的武器。西方媒體若仍停留在「價值輸出」而非「文化對話」的階段，那麼它所謂的自由，不過是另一種道德殖民。

新聞自由，不是讓記者有權去審問他人，而是讓世界有被理解的權利。

而最危險的獨裁，往往誕生在那些自以為「最民主」的提問裡。

※以上言論不代表中天新聞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