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漢盛世的特點,就是昂揚、誇耀的時代氣氛,一種挑戰極限、對外擴張的浪漫精神。漢賦的華美誇張堪為代表,那是文字上的巨大奇觀,同時透露什麼樣的帝國矛盾?漢朝與匈奴的對峙征伐中,司馬遷為何將李廣視為最重要的「人物」?《史記》裡,司馬遷通書以「太史公」自稱,又是何其動魄的、以歷史來彰顯深刻人間道理的使命!
【精彩書摘】
「博士」這個稱號,今天都還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普遍使用,但現實意義的「博士」很容易混淆、誤導我們對歷史上「博士」或「博士官」的想像與理解。博士是漢代非常重要的一項制度,然而其內容在不同的時代有很大的不同。
博士的起源,和戰國時的「士」及「養士」風氣密切相關。戰國是個「處士橫議」的時代,當時最風光的縱橫家就是一群游士。談到養士,最有名的是「戰國四公子」─春申君、孟嘗君、信陵君和平原君。因為他們私人養士的名聲過於響亮,又留下類似「雞鳴狗盜」的有名故事,以至於使人往往忘掉了,其實各國國君幾乎也都有養士。
博士起源於齊、魯,等於是以國家力量養的士。那是一個高度人才競爭的環境,時局變動快速,戰爭殘酷無情,每位國君都在焦慮地尋找退可守國、進可吞併他國的辦法,卻誰也沒有把握自己能找到富國強兵的優勢祕訣。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就連什麼樣的人才有用、什麼樣的無用,都沒有簡單、固定的答案。養士就是要齊聚一堆擁有不同才能的人,以便提高君王自身能夠應付變局、凌駕對手的勝率。
因此,養士不會只養一兩個,而且不會聚攏一群有同樣專業的人。多元、多樣,或說「博」,是養士的祕訣。求其多才多藝,集體加起來無所不能,才愈能夠在前所未見的變局中發揮作用。
這是博士的原始意義。國家養的博士,人才五花八門,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不治而議論」,不屬於正式的官僚部門,不負擔實質的行政工作,就只要負責出主意、給意見。用今天的概念比擬,類似於智庫或顧問群,請他們提供從不同知識立場出發的種種看法。
這是齊所建立的博士。魯、衛的博士原則上也一樣,不過多了一層來自傳統的約束。魯、衛找的博士沒那麼「博」,而是有個基礎的學問範圍,那就是作為封建古國所傳承的王官學,以及從王官學中衍生出來的諸子學。尤其是魯國,其博士的工作描述是「掌詩書百家語」,「詩書」是王官學六藝的統稱,「百家語」指的就是戰國時新興的種種學說。
魯國博士另有一項特色,就是規定了「七十博士」的定額,後來秦國也依照這個數字建立他們的博士制度。錢穆先生主張,「七十」這個數字應該和孔子有關。因為孔子在魯國產生的重大歷史影響,要成立掌管「詩書百家語」知識的機構時,魯王室很自然地就依照孔子七十弟子的前例,將博士的定額設為七十位。
秦在統一之前,模仿東方諸國也建立起博士官。統一後發生了重大事件「焚書」,當時李斯給秦始皇的建議是:「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明白表示在博士官的職掌中,收藏有「詩書百家語」等文獻,且不在「焚書」的毀滅範圍內。
依照《史記》這項記載,「焚書」燒的是民間的書,官方由博士官收藏的書還保留著。那後來為什麼會徹底找不到《尚書》的原本,必須依賴老人家伏生的記憶才能恢復傳授《尚書》,以至於引來複雜的金文與古文爭議呢?一個合理的猜測是,由於秦末大亂,尤其是咸陽幾度被攻破,再加上項羽放火燒掉包括阿房宮在內的大批宮殿,使得原本由秦官方收藏的文獻也一併消失不見了。
向博士學習「小學」和律令
「焚書令」中明白規定,「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顯然就算是負責保管「詩書百家語」文獻的博士,和這些傳統學問的關係也必定日益淡薄了。然而,博士「不治而議論」的這項功能還部分存在,博士官也並未被廢除。
漢初為高祖制定「朝儀」的叔孫通,就是一位秦博士。《史記》中記錄叔孫通的生平時有這麼一段:秦二世皇帝首度知道陳勝、吳廣等人起兵,就將博士們召來,問他們的看法。有些博士認為,反逆之兵只是地方上的盜賊問題;另有一些博士警告,這是更全面、更高層次的國家危機。表達後者意見的,都被推出去下獄;表達前者意見的,也都被罷官了。只有一人全身而退,那就是叔孫通,他對二世皇帝說:「唉呀,這是小事,皇帝根本不必在意。」
叔孫通真的覺得沒事嗎?當然不是!在皇帝面前躲過一劫後,他立即逃出咸陽,逃回東方,先投靠項羽,後來又轉而投靠劉邦。他投靠劉邦時不是孤身一人,還帶著百餘名儒生弟子。
漢朝正式成立後,叔孫通訂定了「朝儀」,還負責將一干功臣老將找來反覆演練。第一次按照朝儀上朝時,劉邦滿意得不得了,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叔孫通靠的,就是他在秦朝廷當博士的所見所聞。
既然在訂定漢朝宮廷制度上,叔孫通占有關鍵位置,顯然他不會將自己出身的博士官廢掉。漢代的博士就從叔孫通開始,重拾「不治而議論」的角色,卻又因為叔孫通的關係而多了另一項特色。前面說過,叔孫通帶著百餘名弟子投靠劉邦,為了安置他這些弟子,後來就創造了博士可以當老師、帶弟子的新制度。
這些人為何會跟隨叔孫通?他們從叔孫通那裡學到了什麼?首先,秦苛政之一是取消老師的角色,規定只能「以吏為師」,要學只能、也只需向吏學習律令。叔孫通也懂律令。其次,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教「小學」。「小學」指的就是運用文字的基本技能。
秦代雖然施行「書同文」的政策,但畢竟傳承下來的戰國文字系統太複雜了,一時之間絕對不可能都統一。妥協的做法,就是訂定八種稍有不同的文體,都屬於「書同文」政策下可以接受的。於是在秦代要做一名吏,就非得嫻熟這八種字體不可。其中以大篆(即籀文)為首、也最重要,所以又規定做吏的必須「諷九千籀文」,要能認得、運用九千個篆體文字。
秦要求「以吏為師」,同時就將訓練吏具備「小學」與律令能力的工作交給了博士,所以叔孫通會有這樣一群隨他奔波的弟子。經由叔孫通的連結和影響,博士帶領弟子的做法就在漢代承襲下來,後來還制度化為「博士弟子員」的正式官僚身分。
(本文摘自 《不一樣的中國史4:從無為到有為,帝國昂揚的時代──西漢》/遠流出版)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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