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騰鷂／外勞薪資高於本勞，還要催繳就業安定費？ ——漁工政策失衡，漁民被逼到賣船求生

文／林騰鷂（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德國科隆大學法律學教授）

近日不少沿海漁民反映，漁獲減少、油價高漲、市場價格不穩，經營已十分困難，卻仍不斷接獲政府催繳就業安定費通知。部分漁民甚至感嘆，如今聘請外籍漁工的總成本已高於本國船員，政府卻仍持續加重負擔，讓許多船主瀕臨撐不下去的邊緣。

漁業本來就是高風險、高勞力、高不確定性的產業。漁船出海後，面對的是天候變化、油價波動、漁獲多寡與市場行情等多重風險。與一般固定營業收入的企業不同，漁民往往是「看天吃飯」，收入極不穩定。然而近年來，政府對漁業的管理思維，卻越來越偏向收費與管制，而非協助產業生存與發展。

根據農業部漁業署統計，截至二○二四年底，我國遠洋及近海漁船外籍船員已達二萬八千九百餘人，其中依《就業服務法》聘僱者九千餘人，境外聘僱者近二萬人，印尼籍船員更超過二萬人。這些數字顯示，外籍漁工早已不是補充人力，而是支撐台灣漁業運作的核心勞動力。

勞動部統計亦顯示，國內受聘船員移工長期維持九千人左右規模。這反映的不是外勞排擠本勞，而是本國勞動市場已無法提供足夠漁業人力。許多漁船即使提高待遇，仍招募不到本國船員。對不少漁民而言，外籍漁工不是選項，而是能否繼續出海作業的必要條件。

然而，在缺工已成常態的情況下，漁民除了負擔外籍漁工薪資外，還必須支付健保、勞保、職災保險、住宿膳食、仲介服務費及各種行政成本。許多船主反映，部分外籍漁工的實際整體成本已超過本國基層勞工所得。漁民並非反對改善勞工待遇，而是質疑：當產業經營已陷入困境時，政府是否還應繼續以相同標準加重其負擔？

其中最受爭議者，就是就業安定費制度。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必須按月繳納就業安定費。其立法目的原在於穩定國內勞動市場，避免外籍勞工排擠本國勞工就業機會。然而，當前漁業面臨的根本不是「外勞搶本勞工作」，而是「沒有外勞就沒有漁工」。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以保障本勞就業名義向漁民收費，顯然已偏離制度的原始設計！

更令人不解的是，政府一方面承認產業缺工問題嚴重，不斷擴大引進外籍勞工；另一方面卻持續向雇主收取就業安定費。多年來累積的就業安定基金規模龐大，但基層漁民卻很難感受到相對應的照顧與回饋。當基金越收越多，漁村卻日益凋零，這樣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非常值得深思！

台灣漁業目前更面臨嚴峻的人力斷層危機。許多沿海漁港的船主年逾六十歲仍必須親自出海，年輕世代卻不願接班。漁村人口持續老化，造船、修船及漁業周邊產業亦出現人才流失現象。漁業不僅關係漁民生計，更涉及國家糧食供應、海洋經濟與海域主權維護。若漁業持續萎縮，影響的將不只是漁民家庭，而是整體海洋產業鏈。

此外，漁業工作本身亦具有高度危險性。相關統計顯示，每年均有漁工因海上作業發生死亡、失蹤或重大職業災害案件。高風險、長工時、工作環境艱苦，使本國青年投入意願持續下降，也讓漁業缺工問題更加惡化。

然而，政府面對這些結構性問題時，往往著重於行政管理與收費，卻較少從產業永續角度提出根本解方。當漁獲減少時，補助有限；當油價上漲時，支持不足；當市場價格崩跌時，風險仍由漁民自行承擔；但當政府收費時，卻一分不少。許多漁民因此感嘆：「政府最準時來的，不是補助，而是繳費通知單。」

更值得檢討的是，目前外籍漁工制度仍存在仲介費偏高、行政程序繁瑣、跨機關管理重疊等問題。若政府真要照顧漁工與漁民，應優先推動國對國直接聘僱、降低仲介成本、簡化行政程序，並檢討就業安定費制度是否仍符合現實需要。

尤其對於沿近海漁業、小型漁船及家族型漁業經營者，更應研議減免或停止徵收就業安定費。既然本國勞工無意投入相關工作，外籍漁工又是維持漁業生存不可或缺的人力來源，則繼續收取相關費用的正當性已不存在！

漁民不是要求特權，而是要求公平。當科技產業享有租稅優惠，重大投資計畫獲得政策扶植時，為何承擔海上風險、維繫海洋產業的漁民，卻必須在生存邊緣承受層層成本壓力？

如果政府仍然只會催繳、收費與管制，而無法從產業發展角度重新檢討漁工政策，那麼未來看到的恐怕不只是個別漁民抗議，而是一艘又一艘漁船被迫出售、一個又一個漁村逐漸沒落。

當漁民被逼到賣船求生時，真正需要檢討的，不是漁民不夠努力，而是政府的政策早已偏離照顧產業、照顧人民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