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01
拼經濟，還是講政治，習慣於二元對立思維的人，在觀察中國大陸的時候，很容易落入二選一的「陷阱」之中。近年來就有不少人會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自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後的慣例，然而，近年這種情況有了改變，這句話很少出現在官方的文件裏。而當去年年底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重提「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要求」，受到廣泛關注，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糾偏。
事實上，早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人民日報》曾發表文章已經說的很明白：「講政治，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政治本色、一以貫之的實踐邏輯」，「基於對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所處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我們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將其作為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來強調。但這絕不意味着只講經濟不講政治，更不意味着講政治要讓位於抓經濟，「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本身就是政治選擇」。
9月30日晚，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與中外人士歡聚（圖／新華社）
按照大陸方面的話述：「『抓經濟實在、講政治縹緲』是錯誤認識」，這是對的；按照一般輿論的說法：「勿讓拼經濟讓位於講政治」，這也是硬的。那麼，究竟如何理解？大陸經濟下行是由於「經濟讓位於政治」？
為何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改革開放後幾十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中心。這個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政治論斷。不禁輿論界開始有人討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否是新時代基本路線的中心。
也有統計，從2016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速進入「6時代」後，五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僅在2018年提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餘年份這一提法均不見提及。一直到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上，重新出現：「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並要求2022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新聞通稿全文25次提及「穩」。
有分析認為，之所以如此強調「穩」，是因為當前經濟「不穩」。路透社表示，中共換屆之年，「穩」不僅是個經濟問題，亦是個政治問題。
確實，在去（2021）年年底中央經濟會議上做出了一些重要判斷：重提「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要求」；再次強調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判斷，這些都證明，大陸經濟正在承受極大增長壓力。
中國大陸經濟形勢的嚴峻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根據官方經濟專家的說法，首先是疫情打擊了需求，消費和投資受疫情影響較大，尤其是生活性服務業、個體工商戶等到現在還處於大幅萎縮中。消費、投資數據都顯示疲弱。其次，美國在供應鏈、市場和科技三個維度對中國大陸進行限制和打壓，造成供應鏈中斷和供給短缺。
再次，西方特別是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的外溢效應，同國際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一起，引發了中國大陸的輸入型通脹，而煤電矛盾和拉閘限電也影響物價，衝擊供給。最後，前一階段對教培行業的大力整頓、強化平台經濟的反壟斷監管，也極大打擊到了企業，企業擔心打壓資本，凡此種種，都造成了不確定性風險上升。此即所謂的「預期減弱」。
中國大陸經濟的疲軟，不僅是經濟專家包括官方學者的共識，也是社會的共識。大陸2022年上半年GDP按年增長2.5%，二季度按年增長0.4%。這是一個低於預期的數據。要想完成全年GDP5.5%的經濟增長目標，難度非常大。雖然相信4-5月份是大陸宏觀經濟最黑暗的時候，相信也會是經濟的底部，下半年大陸經濟肯定會爬出深坑，相對温和的復甦。但是，下半年經濟增速要實現全年GDP5.5%的經濟增長目標，很難。也就是說，今年可能是有史以來，中國大陸首次未能完成經濟增長目標，這將是一個標誌性拐點。
更需關注經濟中的反常之處
相比低迷的經濟增速，真正讓人警惕的應是目前大陸經濟數據中的諸多反常之處。隨着這些反常之處的浮現，中國大陸經濟過去多年運行的規律似乎正在被打破，從而讓人難以對經濟前景形成清晰預期和較強信心。
當然，目前仍然可以期待，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運行中的反常之處可能只是疫情和其他一些特殊情況所造成的短期現象。正如2022年第1期的《瞭望》新聞周刊曾刊發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撰寫的文章《穩定宏觀經濟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文中寫：「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相互關聯的複雜系統。要防止出現合成謬誤，不把分兵把關變成只顧自己、不及其餘，避免局部合理政策疊加起來造成負面效應；又要防止分解謬誤，避免把整體任務簡單一分了之，更不能層層加碼，導致基層難以承受。制定和實施政策，都要堅持系統觀念和實踐標準，遵循經濟規律，以實踐效果檢驗政策的成敗優劣。」
這是對的，越是在複雜變化下，越需要不動如山，要「防止分解謬誤」，要「避免局部合理政策疊加起來造成負面效應」，要秉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相信宏觀政策最終能找到適合經濟實際的方向和發力點，進而把大陸經濟穩定下來。但要把這種信心變成現實，還有待宏觀政策的恰當施行。在那之前，市場將繼續處在觀望之中。
「講政治」的「歪嘴和尚念歪經」
隨着中共二十大臨近，西方媒體開始報導《10年讓中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經濟發展與社會控制兩難 要權不要錢？》之類的文章，在西方筆下，都提到一個現象：大陸經濟在過去10年來，不僅GDP增速，消費和投資增速、企業營收、政府財政收入等都是下降的。特別是過去兩年情況特殊，因受疫情打擊，整體經濟狀況承壓更甚。他們認為：這種時間上的重疊也表明，無論是反腐、強化黨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還是抑制資本，都是以經濟增速的下降為代價的。
有文章寫道：無視經濟衝擊的連串改革舉措，應歸咎於中國大陸政府內部缺乏橫向聯繫。因為嚴厲打貪、整肅公務隊伍，造成官員本位主義上升。官員只關注自己要達成的硬性指標，而不在乎其所衍生的經濟衝擊。另一方面，黨職幹部又往往是政治考慮壓過專業判斷，更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即指向「經濟讓位於政治」的「指控」。
但事實上，大陸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被稱為「中國大陸奇蹟」。對「中國大陸奇蹟」的解釋，有將原因歸結為改革開放以來朝向市場化和承認產權作用的體制轉軌的；有認為源於在發揮市場制度配置資源作用的前提下，大陸政府採取了與資源稟賦相適應的各類政策，匹配了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保證了持續的技術擴散、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有將獨特性歸結為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制度安排產生的有效激勵結構，激發了各級政府自下而上的政策創新、市場保護和經濟競爭……就如同盲人摸象，都說中了某一個部分。
確實，從數據上看，自中共十八大以來，2012年開始下降到7%-8%區間徘徊，「7時代」持續了四年。2015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速將降至7%的新分水嶺之下，2016進一步減速進入「6時代」，然後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造成更大發展壓力。姑且不說疫情造成的影響，原本大陸在經過改革40年的高速發展後，經濟內生的上升動能本身會減弱，這是經濟發展規律。低增長，很可能成為現階段常態，這是一個「新格局」，但這是經濟周期論使然，原本所有經濟體也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認為，大陸一連串的整肅，政治目標明確，是為了「講政治」，不惜短期經濟利益受創。這種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這裏最核心的是對「講政治」的理解。西方輿論簡單的將「講政治」 異化為中央為了鞏固權力。此「講政治」非彼「講政治」。
常年以來，在組織上強調加強黨中央權威，強調「高級幹部一定要講政治」，是政治傳統。但旨在通過機構改革減少干預、加強調控，在繼續賦予地方人事、審批和資源控制權的同時，通過黨政領導幹部選任、編制、公務員制度、目標管理、分稅制改革等強化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從嚴治黨」是保障凝聚力與黨內團結。在制度和機制層面進行黨內思想、政治、組織、作風建設和反腐敗，乃至於推進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與經營性公司脱鈎，都是努力阻斷一些人利用國家公器與民爭利、與地方爭利。這是「講政治」，並非西方話述的「講政治」。但顯然，這個「講政治」是為了經濟運行的有序推進。
「講政治」，不是文革中搞的極左政治，不是中國大陸曾經有過政治掛帥，不是搞「階級鬥爭為綱」，那些都是錯誤的。大陸改革的整體目標，已經逐漸從經濟總量增長，過渡到滿足多樣化的民眾需求。不斷擴大不同群體制度化參與渠道，處理日益多元複雜的利益訴求，逐漸形成了一個政黨系統、人大和政協、行政系統、社會輿論等相結合的參與和回應體系。在這個複雜的體系當中，一定會出現錯誤的「講政治」。這是必須警惕的。
反腐，對官員的政治考核和整治，並不是要各級官員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如何應付上面部署的各種政治任務和同僚之間的政治防範上，更不是要約束官員幹事的積極性和創造空間。但過往確實已經出現部分官員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官僚系統的怠政和賴政出現了跡象，這些都會造成深遠影響。
有的孤立、機械地看待「講政治」，覺得「講政治」就是「左」；也有的把「講政治」掛在嘴上，台下依舊我行我素；還有的把「講政治」當成「安全帶」，必要時講一講，裝裝樣子……如此「講政治」，都是歪嘴和尚念歪經。
固然，「講政治」和「拼經濟」，本就不是一對對立概念，二元對立的談兩者，是狹隘的。但需警惕「講政治」的「歪嘴和尚念歪經」。正如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給出了昏官、懶官、庸官、貪官四類人畫像，把「不做政治麻木、辦事糊塗的昏官」列在第一位，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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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授權轉載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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