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中的有品合宜

這個世界因應著現代化的發展，政府機構、社會組織所擁有的權力越來越大，而多數人以為民主社會就是服膺多數的社會，覺得犧牲少數是不得不為，但這種簡略的社會觀不斷被挑戰、被修正。馬格利特的《有品社會》從羅爾斯《正義論》出發，進一步來做合理性區辨——建立分配正義的社會是大家的期待，但在此之前，馬格利特指出：「把有節制的社會（避免奴役或腐敗）放在首位，有品社會次之，正義社會最後。

這個次序是累進的，即有品社會必須先是有節制的社會，正義社會必須也是有品社會。」馬格利特提出的「有品社會」，一開始便下了定義：社會組織不羞辱人的社會。而之所以用反面定義，是因為正面定義會很模糊，比如「健康」，界定模糊或是各有說法，但「不健康」卻讓人較容易明白確切的定義分界。此外，消除人的痛苦也比讓人愉快更明確、更迫切。有品社會就是讓人民不會因為被組織和制度羞辱而產生痛苦的社會。

阿維賽・馬格利特《有品社會》被讚譽為：「自羅爾斯《正義論》問世以來最重要的社會正義著作。」社會正義並非我們以為的理所當然，是隨著時代需求而演進的。

【精彩書摘】

主流文化中的有品合宜 p.205-207

迄今為止，我一直在使用集體再現的概念來表示社會成員共同持有的表象，但這概念需要迴避。文化中羞辱人的再現問題與社會中的主流文化沉浮相伴，因為只有主流文化才有能力從社會整體上接收和排斥人。主流文化的概念包括兩種含義：其一，社會中佔據統治地位的群體文化，是有權決定誰從屬該社會和誰不從屬該社會的文化。在這一條件之下，社會中還會存在有其他的群體文化，它們與主流文化共同存在，但其重要性要低一些，甚至於根本不受人重視。其二，有一種適用於全社會的文化，這個文化由佔社會統治地位的群體決定，並受到該群體的控制。本書所使用的集體表象概念涉及第二種含義的文化，即佔社會統治地位的群體決定並控制的主流文化。

我認為，一個社會只有當它的主流文化，不包含社會組織主動並有系統地使用的羞辱人的集體再現時，才是一個有品社會。

這隨即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有品社會的文化需要限制羞辱人的集體再現，會使得有品社會轉化為，不讓其社會成員詛咒他人的清教徒社會，一種其心靈的純潔與「嘴巴乾淨」相結合的社會嗎？追根究柢，這種清教徒主義的當今世俗翻版就是「政治正確」運動，其只允許非侮辱性的政治正確表達。

限制羞辱人的表達方式，其風險在於會創造表面上尊重人的虛偽的社會，使其成員認為他們不能公開表達的思想是有害的。我們的擔心是，在這個社會中，人民不能直接地表達厭惡，這也許比公開表達更為糟糕，因為這種厭惡會被掩蓋在尊重之中。如果人民都在揣摩他人的羞辱人的想法，還不如讓他們在可以公開的地方發洩為好。但是，即使我們不考慮哪一種社會（有品但有虛偽文化的社會，或者不是有品但沒有虛偽文化的社會）更好，用限制表達手段來阻止羞辱是否正確，這一般性的問題仍困擾著我們。

我相信，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有品社會與文明社會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我認為這種區別相當於沒有組織性羞辱，和沒有個人羞辱之間的區別。有品社會是不存在組織羞辱的社會，而文明社會則是不存在個人羞辱的社會。）儘管必須特別警惕試圖限制個人自我表達的方法，以及他們在使用集體再現時可能採用的羞辱或汙辱人的方法，但仍沒有必要對限制組織的表達如此謹慎。我把代表某個組織的個人所做的聲明或通知也包括在這一類中，此類說話者不僅包括組織的官方發言人，也包括在組織中擔任相似角色的人，其被合理地認為說話要有美德。

(本文摘自《有品社會》/大塊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阿維賽・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喬治凱南教授，以及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舒爾曼榮譽哲學教授。政治哲學家、著名倫理學家，著有《記憶的倫理》（The Ethics of Memory）、《有品社會》（The Decent Society）、《偶像崇拜》（Idolatry）等，與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合著《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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