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文忠博士(台灣社會共好論壇研究員、暨大國企副教授)
近來因為鄭麗文主席參加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一股奇怪的風氣正重新吹起。有人以「那是特殊時空背景」為白色恐怖與二二八開脫,甚至說既然國家已賠償,歷史就該「翻篇」。這種說法不僅扭曲史實,更把一黨之私偷換成國家正當性。先釐清基本盤:中國國民黨不是中華民國;反對威權,不等於反對國家。 白色恐怖下,許多被扣上「匪諜」「叛亂」的人,批判的不是國家,而是蔣介石體制的軍事獨裁與特務統治。把對政權的監督貼上「反國家」標籤,是典型的政治詐術。

一、「時空背景」不是免死金牌
常有人說:「當時確有滲透,所以處決與鎮壓是不得不。」但事實會說話。根據國家人權博物館與文化部保存的白色恐怖檔案,僅「不當叛亂與匪諜判決補償」申請案就超過一萬零六十七件,多數獲准,代表官方已承認這些是冤錯案。白恐時期,至少數千人遭槍決、十多萬人被關押,無數家庭被摧毀,形成長期的社會性恐懼與自我審查。
若以「時空背景」作為開脫,等於說在戰爭或恐慌時期,國家可以放棄法治。那麼,任何政權都能用「背景」為濫權辯護。歷史的警告恰在於此:當人們習慣於恐懼,濫權就會變成常態。
二、國際鏡像:麥卡錫主義的恥辱
白色恐怖並非孤例。美國五○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就是同樣的恐懼政治。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以「反共」為名發動獵巫運動,數千名公務員、教師、藝術家被迫接受忠誠調查,許多人失業、破產甚至自殺。1954年12月2日,美國參議院以67票對22票通過譴責案,認定麥卡錫違反憲政與程序正義。這是民主體制的自我糾錯,也是對濫權的集體清算。
思想界的警鐘更早響起。愛因斯坦在1953年公開致信紐約教師Frauenglass,呼籲知識分子面對國會獵巫時應拒絕作證,寧願冒風險也要守護思想自由。《紐約時報》刊出這封信後,引發全美教育界響應。杜魯門總統更直言:「麥卡錫的所作所為,是克里姆林宮最好的資產」,因為他破壞了美國的自由與信任。這些檔案與史料至今都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與參院史料室可查。
文化界的創傷更深。自1947年起,好萊塢的導演、編劇、演員因政治立場或拒絕作證被列入「黑名單」,從「好萊塢十君子」擴散到數百人。這不是傳說,而是記錄在案的自由倒退。學者Navasky在其著作《Naming Names》中詳細記錄,整整一代藝術家被恐懼毀掉。
真正的教訓是:你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不能用「反共」之名踐踏法治與人權。 美國社會後來深刻反省,不再讓恐懼成為統治的理由。
因此,我們該記住:可怕的不是反共,也不是共產黨,而是製造恐懼的本身。 當政治人物操弄恐懼、標籤敵人、壓制異議時,不論旗幟顏色如何,都在重演麥卡錫的錯誤。

三、歷史的回聲:從白恐到今日
回望台灣今日,「國安名義下的政治追訴」與「大罷免」爭議再起。許多人民反對的,不是特定政黨,而是權力被濫用的邏輯:如果今天能用國安法處理在野者,明天也能對付普通公民。這正是白恐最可怕的「可複製性」。
令人動容的是,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的前輩們,雖曾是國民黨政權的受害者,卻仍願意與不同政黨並肩,反對任何新形式的國家暴力。他們不讓先人的血淚成為政治工具,也拒絕讓悲劇被重演。這不是遺忘,而是成熟的原則:恨的是濫權,而非政黨徽章。
反觀藍營內部,有人仍堅持以「時代悲劇」淡化責任,甚至將平反者的痛苦視為「理解錯誤」。若一個政黨對歷史沒有誠意反省,它永遠無法重新贏得人民信任。所幸仍有如鄭麗文等人主張社會諒解、內部團結與兩岸和平,這才是面向未來的格局。

四、結語:拒絕讓歷史再成盾牌
我們重提白色恐怖,並非要撕裂社會,而是要縫合。縫合的前提是說真話。請停止用「時空背景」為濫權脫罪,也請停止把「賠償」當作免責的結局。國家值得熱愛,但政權必須被檢驗;歷史值得記憶,但錯誤必須被承認。
麥卡錫主義的教訓是:當恐懼被合法化,民主就開始崩壞。 白恐與麥卡錫主義的共同點,都是讓恐懼凌駕法律、讓權力超越理性。台灣若真要擺脫過去,不是靠粉飾與遺忘,而是靠誠實與警醒。
歷史不是漂白濫權的盾牌,而是提醒我們:自由的代價,就是永遠警惕那些以正義為名、製造恐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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