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間接連發生多起海上爭議事件，雖在雙方協商後陸續解決或有進一步進展，然而過程中，中國大陸始終避免出現「官方對官方」，而是藉由地方台辦與民間單位的角色穿梭其中。
學者分析，中國大陸除了避免營造雙方中央層級接觸、協商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是藉著「地方對地方、民間對民間」的方式，試圖創造國際上的先例，將兩岸事務的定位劃定為「中國國內事務」。
從今年2月的金門快艇案以來，兩岸之間陸續還發生了金門胡姓釣客被留滯，以及大進滿88號漁船事件。隨後在金門快艇案、胡姓釣客案分別在7月底、8月初逐步落幕後，大進滿88號也在近日有了進一步的進展，4名船員、漁工被先行釋放。
在這幾起事件中，中國大陸主要都是由地方的台辦、紅十字會等民間組織出面，和台灣有關單位，無論是地方政府、民間組職或權責部門協商，檯面上難以看到兩岸具有中央層級的官方互動 。
一名知情人士向《中央社》記者分析，在這幾起海上爭議事件中，雖然性質並不完全相同，但明確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在處理事件的過程中，盡量藉由民間機構或地方台辦出面協商，這自然是有意把球做給民間與地方，同時也避免在這樣的爭議事件中營造出「中央互動」的情形。
國策研究院副院長郭育仁分析，自從2016年以來，兩岸的官方接觸管道就中斷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大陸在近期一連串海上爭議事件的處置方式，不以中央層級的官方溝通，而是以「地方對地方」，是在「創造國際法的先例」，試圖營造出台灣事務是中國大陸的國內事務。
他認為在0214的金門事件後，中國大陸也有意在澎湖周邊創造這一類的壓力，若把台灣海峽當成自己的「內海」，就不用使用軍艦而是藉由海警船的巡視、登檢並創造法律先例，對台灣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郭育仁說，在海上官民之間的船隻數量非常多，而往後牽涉到兩岸相關的議題，中國大陸以後否定台灣的國際法人格、否定管轄權的情況可能會變常態。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則分析，以大進滿88號漁船的事件為例，過去針對這類台灣漁船在伏季休漁期的捕魚事件，中國大陸多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是口頭警告，很少實際拘捕。最近這幾起事件則象徵「中國大陸對於台灣漁民、民眾已經沒有優待，會依照國內法律處理，藉此顯示對於台灣人民行使管轄權、司法權」。
揭仲分析，中國大陸在這些事件上絕對不想營造成雙方中央政府的接觸、磋商，頂多接受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是按照國內法律的規定裁罰，過程中沒必較要跟台灣的中央政府接觸，因為這就是用國內法的方式處理。
他同樣也認為，中國大陸是為了創下「行使自己司法管轄權」的例子。
透過這幾次案件的協商與處置，揭仲認為需要擔心的是，過去兩岸雖互不承認主權但互不否認治權，但現在顯然中國大陸針對台灣的一些治權的領域下手。
不過他也分析，類似的情況在未來不一定會擴大規模發生，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有時候只要達到宣示與警告的效果後，行動就會稍微緩和一些，後續行動再視情況而定。
雖然兩岸官方的互動遇冷，近期的事件確實也加深了漁民的不安，但前述知情人士也坦言，對於漁民或是一般民眾來說，「結果」更為重要，「他們在意的是誰能解決眼前面對的問題，讓他們不要承受這些壓力，特別是關乎生計的事情。」
他也說，「兩邊都說要釋出善意，雖然不一定都是中央層級互動，但這些事情能夠順利解決，不也都是累積善意的方式嗎？」（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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