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戎撫天(資深媒體人)
2025年澳門世界華商大會頒獎典禮上,蔡衍明是年度傑出華商得獎者之一,這個消息在台灣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但放在全球華商的格局與脈絡中,這位橫跨兩岸食品、媒體的華人商業巨擘獲獎,頗具象徵意義。

在台灣政治環境中,蔡衍明是風暴人物,有人認為他是「親中商人」,有人說他是「紅媒老闆」,在全球華商與大陸商界眼中,他代表另一種形象:改革開放後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台商企業家之一。
這種強烈反差,正是蔡衍明最特殊、也最具時代性的地方。他同時具備四個面貌:中國人、企業家、政治風暴人物及媒體人,這四個面貌不但對應了過去30年兩岸與台灣社會的變化,更形塑他及他經營企業與媒體鮮明的風格,正因為這種鮮明的風格,在兩岸發展過程中,他會有一定的地位。
蔡衍明第一個面貌是中國人,他深受傳統教育影響,自認是台灣人就是中國人!而且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最常提到的年少記憶是功夫電影《精武門》,對李小龍擊倒日本功夫高手後高呼「中國人不是病夫」感動不已。
第二個面貌是企業家。他出身台北後火車站商人家庭,父親曾歷經白色恐怖年代,1980年代靠旺旺仙貝打出知名度,旺旺成為食品業領導品牌。但讓他登上華商舞台,是1990年代率先西進大陸。
那個年代多數台灣人對大陸經濟不抱希望,但蔡衍明看見改革開放後的市場潛力。他大規模布局、長期深耕,接著30年,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他跟著時代浪潮,把旺旺從地方食品品牌做成橫跨兩岸的消費帝國,「旺仔牛奶」成為大陸家喻戶曉的國民品牌。

今天回頭看,蔡衍明代表著一個時代:改革開放時代的台商。那一代台商相信市場、相信機會、相信華人世界終將因經濟與交流而更加接近。他們沒有意識形態包袱,更多是「哪裡有市場就去哪裡打拚」。這個世代成功的台商不少, 蔡衍明只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位。
他是典型台灣企業家,草根、敢衝、敢賭、重義氣、重感情、相信自己的判斷。他思考常常跳躍,不受框架限制,有時甚至讓人一時難以理解,但事後回頭看,又常發現他似乎看到別人沒看到的東西。
這樣的性格,讓他在商場上一路成功,但闖進另一個世界:媒體與政治卻遭到挫折,並形塑他的第三個面貌:政治風暴人物。
許多台灣企業家賺了錢後,希望回到故鄉投資,蔡衍明也一樣。最初他投資飯店、餐飲,多半成功。後來因緣際會跨足媒體,卻沒有意識到「媒體即政治」,因而吃了苦頭。
他接掌中時集團後,僅安排長子蔡紹中擔任副總裁,其餘原班人馬完全未動。但《中國時報》長年形成的新聞文化,與一般企業截然不同。余紀忠時代的中時,具濃厚自由主義與反權威色彩,新聞主管與主筆個性鮮明、專業自主性極高。
蔡衍明第一次與中時高階主管見面,就有人詢問未來中國時報「是什麼顏色」,等於要新老闆表態政治立場。蔡衍明回應無論「紅橙黃綠藍靛紫」,讓台灣人過好日子最重要。這不是見面會,而是兩種文化碰撞的預告。
一邊是講求KPI、市場與執行成效的企業文化;另一邊是強調專業自主、公共性與言論自由的新聞文化。雙方後來的衝突,除了政治因素,更關鍵是文化差異。
真正讓蔡衍明成為風暴人物,還是兩岸問題。他在大陸打拚30年,見證中國快速崛起,強烈的民族情感讓他從心底希望、相信中國富強。
然而,台灣政治與社會氛圍已改變,「中國認同」不再理所當然,「親中」成為敏感甚至政治不正確的標籤。這位長期在大陸經商、掌握台灣大型媒體的企業家,不知不覺中成為選舉政治攻防的焦點。
蔡衍明始終認為,兩岸和平合作最符合台灣利益,不需要把大陸視為敵人;大陸若希望兩岸關係改善,也應尊重台灣人的感情,以務實、友善方式促進交流。他主張以「融一」取代「統一」,認為兩岸應交流、降低敵意,讓人民在情感與利益上逐漸靠近,制度自然而然融而為一,統一就不是問題,誰統誰就不重要!
這套想法,在支持者眼中是「務實和平論」;反對者眼中則是「傾中」,因而以紅媒形容旺中集團,質疑中國市場利益是否影響媒體立場。
旺中媒體秉持的「務實和平」立場,或許有親中的背景,或許不是台灣唯一的選擇,但直接推論受境外勢力操控就過分了。深入探究,旺中爭議之所以延燒,是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媒體角色與國家安全焦慮的總投射,而不全然是政治立場。
正因如此,蔡衍明從企業家變成一個象徵性政治人物。喜歡他的人,視他為對抗政治壓力的鬥士;討厭他的人,視他為中國勢力。
但真正有意思的,是他第四個面貌:媒體人。
他曾在中國時報60周年活動中,自稱是「誤入叢林的小鬥犬」。以他當年52歲年齡、縱橫商場30餘年的資歷,當然不是「小鬥犬」,但「鬥犬」二字卻十分傳神。然而,這位企業家近年愈來愈以媒體人自居,以媒體人為榮。
從他近年臉書發文可以感受,他不只是把媒體視為企業版圖的一部分,而是把自己放進媒體人角色中。他關注新聞議題、輿論走向、媒體影響力與責任。
這也注定他在台灣政治環境、兩岸關係發展將扮演一定的角色,甚至可能產生關鍵作用。當他不再只是企業經營者,而以媒體人自我定位時,代表他不只想經營媒體,更希望參與公共論述、創造社會正能量。
但在台灣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中,只要介入公共論述,就很難不被捲入政治風暴。
至於媒體老闆是否應介入編輯部,其實全世界長期存在爭議。理論上,新聞專業應維持自主;但現實中,很少有媒體經營者完全不影響媒體方向。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有沒有介入」,而是介入的界線、透明度,及社會是否維持媒體多元競爭,而非單一政治力量壟斷公共話語權。
蔡衍明主持媒體主管會議,風格十分特別,沒有會議紀錄,沒有追辦事項,是一種「盍各言爾志」的討論。他說話直接,不習慣的人容易受不了,但熟悉後會發現,他更像台灣老派企業家,充滿人情味與江湖義氣,而不是外界所想像,一個精明算計的政治操盤人。
蔡衍明不只是商人或媒體老闆,而是兩岸30年歷史變化下,一個極具時代性的縮影人物:中國人、台商西進、中國崛起、台灣認同轉變、媒體政治化、兩岸對立升高,這些巨大變化,全都投射在他身上。
理解蔡衍明,不一定要認同他;但忽略他所反映的時代現象與意義,恐怕很難真正理解過去30年的台灣與兩岸關係。
※原文刊登於《亞洲週刊》第四十卷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