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少割頸之後5/《少事法》宛如緊箍咒　律師有口難言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一條規定，「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法條制定的核心精神，因為少年時期仍處於大腦及心智發展未健全、成熟，性格上也尚未穩定，因此希望給少年犯錯一個改正的機會。

而為了保障少年，其中第34條規定「調查及審理不公開。」讓辯護律師也有口難言。

負責此次案件的辯護律師張繼文也舉例說明，「今天如果是一個反覆犯罪的人，在過往就有聚眾、使用武器或者校園霸凌的情況，反覆實施學校也輔導，雖然進入到少年保護程序，但一犯再犯還越犯越嚴重，我們認為這個受刑程度，刑法的反應能力顯然比一般人低，這種情況下，就應該受更重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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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張繼文說，看得出來法院調了完整的資料，包括教育局、學校、司法記錄，甚至還有警政系統記錄，可是我們告訴代理人完全不能看。在法庭上只有辯護人看得到。只能看法官跟辯護人一直在討論這一塊，可是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這也是楊爸、楊媽在法庭上覺得很受挫的一個點。

擔任過不少少年犯罪案件告訴代理人的許智全坦言，一般案件進入司法審判階段，可以透過閱卷，大概知道一些狀況，但是少年案件就沒有辦法。他指出實務上的困境，「檢察官其實並沒有辦法完全去幫被害人發聲，才會有告訴代理人，但實際上，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流程過程中，會看到整個法條上，幾乎都是圍繞著被告在打轉，幾乎沒有太多被害人的相關權益。」

許智全直言，「我代表原告開庭的時候，真的覺得我好像坐在那邊沒事幹，有時候我很想站起來講話，可是程序上我不行，反倒是我做被告律師的時候，我可以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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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全也提到，在少年法庭中，少年調查官的角色也舉足輕重。主要就是因為基於保護少年被標籤化的機率，一旦進入越多機關審理，標籤化就越嚴重，因此會盡量避免讓案件進入地檢署。因此法官和少年調查官的調查權，至關重要。

雖然許智全認為，被害人心理層面問題不是法律該考量的面向，但仍提出3點建議，根據目前少事法的規定，可以考慮在不揭露身分的前提下，向被害人說明實際處遇內容與安全控管方式；強化被害人到庭陳述、律師代理與心理師心理支持，以及在重大案件中，引入更高透明度的「說明機制」，而非完全不公開，他認為，縱使要保護少年隱私，但也不應讓被害人承擔不確定與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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