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建銘突發「4000字」長文！726完敗續拗823：大罷免精神需持續

民進黨推動大罷免第一波投票7月26日投票完敗，第二波投票將於23日登場，總統暨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已在中常會下令相挺，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今（2）日臉書再發文。

柯建銘臉書今日晚間發4千多字長文，全文如下：

第四波民主已啟航，「大罷免」精神需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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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已經擺脫東方專制主義桎梏的台灣，做為印太地區民主自由燈塔的中華民國，後代子孫回顧歷史之際，對於傅崐萁等人的「自我獻祭」，橫柴入灶之胡搞瞎搞，目前局面都可能會刺激台灣許多公民再度尋回「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那一種勇往直前的使命感，感觸良多⋯

現在的年輕世代對於社會學宗師韋伯（Max Weber）恐怕已經很陌生了，但在台灣祖祖輩輩對抗威權，走向民主的歷程當中，韋伯之巨著《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k als Beruf）在那個時代，不論是戰後嬰兒潮或是所謂的X世代，都給了重要的思想啟發。

最重要的兩個字就是「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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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韋伯的論述有更深刻的哲學論辯和深入討論，但在台灣邁入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前夕，當時的年輕人從中得到了「政治是志業，絕不是職業，更不該是企業」的認知與嚮往。

就是這一種認知與嚮往的啟發，在那個無所不在箝制思想的一黨專政牢籠時代，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從雷震、殷海光、彭明敏、追憶起蔣渭水和林獻堂，他們都是為了公共事務而無私無悔，並不是想要透過政治換取一些個人的冠冕，或是家族的某些因政治特許和特權而得到的特殊利益。

這種對於政治該是一種志業的嚮往當中，郭雨新、鄭南榕到後面的《美麗島》，甚至反省被黨國刻意汙名和扭曲、在「228」與白色恐怖受難的先烈先賢，滴水穿石形成了莫之能禦的社會主流浪潮，台灣挑戰了舊國民黨帶來之東方專制主義的牢籠，成為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的模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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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300多天以來，為了讓台灣民主回歸常軌，「代議政治校正回歸」的啟蒙，讓原本習慣於已經板塊僵固的台灣政治受到翻攪與衝撞，那些在街頭忍受烈日曝曬與淒風苦雨的無名志工們，他們都有需要拚博的各自職業，也有需要他們守護的家庭與孩子，但他們都不是和過去的「野百合」和「太陽花」中的某些人一樣，在運動中找到把政治轉化成個人或家族之「職業」或「企業」之墊腳石。

從這麼多無私無悔的「大罷免」志工身上，重新看到曾經是台灣邁入第三波民主的最核心力量：「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精神重現！

這是一種「回歸初心」的感動，很多公民怎麼能不持續關注和鼓勵，期待這樣的力量不是曇花一現，而是要持續擴散，成為推動台灣邁入第四波民主的前奏曲。

回顧大罷免運動，當然是傅崐萁們「觸犯眾怒」，為什麼這麼多人生氣？說白話就是「惡奴欺主」，「看門狗竟敢自居為主人」！

為什麼藍白會引發眾怒？這就好比是有一個大家庭，有宅有院，主人們更有生計要忙，於是請了總管和僕人打點，院子也有園丁在整理，日子過的一向頗舒服，雖然婆媳妯娌間偶有爭吵，堂兄表弟間時有心結。不過，大家都勤勉過日，一向還算平靜，閒閒適適。

但是，日子過得太好了，一家子人逐漸失去了警覺心，宅中總管和院中園丁有機可趁，他們挑撥彼此的不愉快⋯吵吵鬧鬧，眾聲喧嘩。

家人忙吵架，忘了好好監看總管和園丁，總管和園丁都膽大包天了，他們利用一家人的矛盾，偷偷搞起佔奪家產的勾當。

總管把所有的鑰匙都抓到手中，最後連存摺和珠寶都據為己有了；院中，園丁也把花園視為禁臠，還偷偷地種茶、種果，增加自己的收入。

大罷免運動就是「還權於主人」的直接啟發，更深刻的是讓台灣重新反省：有一群把政治當成職業和企業的人物，正在「剽竊」人民主權。

這一種剽竊人民主權的政治人物心態，更該是在大罷免運動之後，台灣更要持續秉持撥亂反正的使命與契機。

這種剽竊就是陳傳興在他的著作《道德不能罷免》（2006年10月初版，大雁）中，特別指出的「統治者幻覺」。在此引用一段如下：

「政府⋯將原本是一種受託執行行政權的法定代理人的這項定義特質，錯誤地看待成是權利⋯甚至由此而產出想據有主權的幻想；逾越了社會契約的基本精神，導致政府原本的中介位置與角色，欲求從治理者這種法定責任與義務的承擔者，轉換成統治者。」

也就是說，在「統治者幻覺」中，政府可能是立法權，也可能是行政權或是司法權，掌權團體往往會不由自主的將「經營代理人」自我想像是「產權所有人 」，變成了一種「剽竊人民主權」的「主人」狂態，忘了其實他們都只是「受託之功能代理人」，都該在制度下擁有他的權責，也該受到同樣的尊重。

民主憲政中，不管是立委、總統與部長都應只是「受託執行政權」的「法定代理人」，國家機器分官設職都是制度一環，也都是依法授權的「功能代理人」，都受到法令的制約與保障。

任何一個掌權團體要是自我沉溺在「統治者幻覺」下，將扭曲「權利」與「權力」從「代理人」變成了「所有人」，就會有種「家天下」，國家是「家業」，官位、資源當然可以「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壞事情都是別人害我的」，從而「功能代理人」成為捕獲品，淪為「政治獎賞」或是「卸責道具」也不以為忤了。

更糟糕的是，台灣政治喜愛搞圈圈，這種「幫派政治」已證明了：既不能納百川也無法給人民許諾。而在2024年，產生了千夫所指的「傅隨組織」，一個小小立委傅崐萁竟然有了可以自稱「代表中央政府」的狂妄！

大罷免運動就是一群把政治的公共事務當成志業的志工們的成就，也是因為傅崐萁們的統治者幻覺病入膏肓而引發，但更要惕勵的是，政治人物本來就是如同走馬燈，來來去去，但每一個重大運動之後，更要持之以恆，形成人民普遍共識，民主才能走得更遠更久。

這更該是大罷免運動之後，針對「傅崐萁之亂」省思後更嚴峻的功課，這個功課更該是台灣尋求民主更鞏固與深化的第四波民主啟航之後的全民課業。

事實上，類似「傅崐萁之亂」會發生的可能性，早在30年前就已經被政治學宗師杭廷頓不幸而言中了⋯

多年以來，我多次特別引用政治學大師杭廷頓的教誨並為之提心吊膽。

研究「第三波民主」的薩謬爾•杭廷頓（Saumel P. Huntington），曾在1995年10月來台灣演講「民主的千秋大業」時特別點出：「對第三波民主國家的威脅，是民主化過程的參與者，而非鄙視民主的軍事將領與鼓吹革命的分子這類非民主化參與者。換言之，民主的威脅是來自贏得選舉、掌握政權，並藉由操弄民主機制來削弱或摧毀民主的政治領袖和團體。」

「更嚴重的威脅是行政和立法部門的擅權，這涉及了民選的行政首長和議會領袖會因為自居為最大民意的代理人，積極地將整個權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並刻意地規避相關部門的監督制衡而習慣以命令模式進行統治。」

不過，大家都沒有想到竟然連民選的黨團總召都自居是最大民意的代理人，肆無忌憚起來了。

幸好台灣有一群把公共事務當成「志業」的民團挺身而出，壓制這些把政治當成「職業」和「企業」因而剽竊人民主權的看門狗。

不過，在此也要嚴肅地提醒：第四波民主已經啟航，「大罷免」精神仍需持續，因為撥亂反正從來不是一件一蹴可及的大業。

因為，那種把政治當成職業與企業的力量一定會窮盡洪荒之力抗拒，而大多數的公民在台灣政黨輪替、「紅衫軍」、「反服貿」、「白色力量」⋯連續幾番勢力起起落落之後，早就是激情過後的習以為常、冷漠旁觀了。

「慣性」要改變並不是一蹴可及的，從第三波民主到現在，三十多年了，在板塊成形已久的局面之下，要形成新的力量來真正改變結構，以政治為志業的公民需要體認：改變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理所當然」就可以奏功，真正的能耐是要創造出「勢所必然」的不可逆轉之形勢。

要形成不可逆轉的形勢，創意和活潑可以聚集關注的目光，但還是要有更深刻的論述，而且要有「不靠既成勢力、不恃過去人物」的氣魄，學習忍受寂寞的修養，一步一腳印。

這樣的論述，不能只是依靠動員情緒的口號式號召，而是要能夠提出更具有前瞻的通透改革論述，以及更具有包容性而分敵我對立的對抗型號召。

台灣的民主出現破口，「傅崐萁們」當然是已經爆發的病兆，隱藏的「紅色滲透」和「內在呼應」都讓人擔憂，這激發了許多人擔心「生活世界」隨時可能被瓦解的危機感，也是這一次大量公民挺身而出的核心動力。

然而，正如同當年祖祖輩輩在推動「第三波民主」時，曾經有一句話「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是那一代人最深刻的體會，也是因此得到越來越多人敬重和願意更進一步深思他們「志業」的驅動力。

「大罷免」既然是要聲討那些「自居主人的看門狗」的狂妄，但困獸猶鬥，何況是面對一整個特定利益的集團，他們一定會有所反撲也會窮盡一切能力，依照他們最習慣的方式進行最後的掙扎⋯

這些小動作，在絕大多數的國民眼中並不意外，這群自居主人的看門狗連人民主權都敢剽竊了，還有什麼不敢做的？

這種時候，當然要理所當然的鳴鼓而攻之，但不要忘了，更多國人早就知道這群看門狗就是這麼一回事，想要改變，很多國人也期待有新的手段應對，結果卻也是和過去數十年一樣罵上幾聲，報警之後就束手無策。因此，如果一如往常的只是抗議幾句，這些觀望者又如何刺激起心中那些早已熄滅的熱情？

其次，台灣本就是多元文化薈萃之寶地，人民彼此包容多於對抗，更不喜愛二元絕對對立的激烈對抗。不是敵人就是朋友，而不是予人強勢之感，不是盟友就是敵人；如果太強勢地認為自己飽受打壓，被關注和感同身受的號召將會快速衰退，原本的支持熱情將會慢慢冷卻，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局面很容易發生。

最重要的是，既然是要撥亂反正，校正回歸，聲討那些人民主權的剽竊者，除了傅崐萁們這些自居主人的看門狗之外，行政權有善盡責任政治之人民託付嗎？司法權真的衡平無私、摘奸發伏嗎？

如果只針對一種剽竊者鳴鼓而攻之，每個人當然都能力有所極限，無法全權全管，但如果對於也被社會詬病的剽竊人民主權的其他代理權，都視若無睹或連發聲都闕如，就很容易在越來越緊繃的對壘當中，被有意或無意地打成是特定勢力的別動隊。當這樣的認知出現，而且必然被對方所渲染之下，原本把政治當成一種志業的情操被刻意扭曲之後，也很容易再度陷入板塊對立的僵固結構，因而造成失去擴大號召與響應的可能性。

在既有的二元對立僵固結構當中，如何居中選擇最適當的戰略三角關係也是重要的課題⋯

當然，公民並不是把政治當成職業，更不是企業，要面對巷戰的全面陸戰極其艱困，結盟既有政治力量理所當然。然而，對於合作對象的選擇也要思考：真的是「拿到籃裡的都是菜嗎？」

地方派系之間本就有很多恩恩怨怨，但反對魔鬼的未必就是天使，如果在盟友的選擇上被人懷疑可能有「浮士德和魔鬼之約」，反而會讓原本同情的觀望公民內心疑懼，甚至打了退堂鼓。

甚至，和既有的對抗政治勢力互動也要更多的成熟政治手腕，要校正國民黨，但有被民進黨的動員所靠近就要一起去承擔，很多人雖然不滿意國民黨在立法院的表現，但也對卓榮泰內閣的一年績效不只是不滿，更可能是深惡痛絕。

特別是越到投票日的最後衝刺階段，理性漸退，腎上腺素的影響越居上風，此時此刻的社會重大關注，如「抽血案」都可能成為變數。對於以公共事務為志業的罷團，雖然這些變數可能事不關己，但如果無聲，反而容易被視為和當權者站在同一陣線⋯

凡此種種都是考驗，但要謹記的是，在推動政治民主化上，很多逆風不是理所當然的要控訴，但是要推動更鞏固的民主，受苦的人沒有悲觀權利，蔣渭水是如此、郭雨新是如此、美麗島世代是如此、第三波民主也是如此。

現在，第四波民主已經啟航，「大罷免」精神只要更加淬鍊，後勢仍然可期。

因為，這波大罷免運動的「代議政治之校正回歸」已經在不知不覺當中，有了針對「傅崐萁們」更深刻的政治文化與啟蒙的更深意義，而且為台灣的民主鞏固和更深化指出更明確的方向，假以時日，當更廣泛的討論與更深刻的哲學思辨時，必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