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最高領袖遭擊斃、軍事體系持續承受美國強大壓力的雙重打擊下,幾乎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其長期盟友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卻僅表達了外交譴責與關切。分析指出,俄、中兩國均無意承擔介入這場衝突可能帶來的高昂代價、有限收益與難以預測的風險。

《路透社》報導,德黑蘭對美國與以色列的攻擊做出反擊,伊朗的飛彈與無人機的攻擊波及賽普勒斯、亞塞拜然、土耳其及多個波斯灣國家,能源設施、煉油廠與關鍵補給路線受創,更癱瘓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的航運,全球能源市場承受劇烈震盪。
報導援引分析人士指出,莫斯科和北京的克制態度反映出一種「冷靜的算計」。智庫「華盛頓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俄羅斯問題專家鮑爾謝夫斯卡婭(Anna Borshchevskaya)稱,「普丁有其他優先要務,其中最重要的是烏克蘭。俄、美直接發生軍事衝突,是極不明智之舉」。
大陸多年來積極介入中東事務,俄羅斯則將伊朗視為其反西方陣營的重要夥伴。然而,隨着衝突升級,兩國都受到現實因素制約。北京在能源和貿易高度依賴波斯灣,同時還須應對亞洲的安全議題;俄羅斯則受制於烏克蘭戰爭,這既削弱莫斯科保護盟友的能力,也強化其維繫與波斯灣國家關係的迫切需求。
分析人士指出,這形成一種明顯的戰略悖論,即伊朗對俄、中仍具有一定戰略價值,但尚不足以讓兩國為其直接參戰。莫斯科與北京此前均曾協助伊朗強化軍事能力,提供飛彈、防空系統及相關技術,目的在於提升伊朗的威懾力、增加美軍行動的難度,並拉高攻擊代價。然而,這種支持如今顯然已達上限。
鮑爾謝夫斯卡婭指,俄羅斯不樂見伊朗政權崩潰,但也不會將自身命運與德黑蘭的存亡綑綁。莫斯科採取的是對沖策略,無論結果如何,均保留靈活應對的空間,甚至已準備好與任何可能親近華盛頓的新政府建立關係。
北京的克制則源於其長期奉行的戰略原則—即避免在核心利益之外承擔具約束性的安全承諾。「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的費根鮑姆(Evan A. Feigenbaum)認為,不同於美國以共同防禦義務為基礎建立同盟體系,中方偏好以貿易、投資與軍售構築夥伴關係,避免被拖入東亞以外的高成本衝突。
「華盛頓研究所」的塔根哈特(Henry Tugendhat)直言,「北京在意的是台灣、南海,以及來自美國與日本的潛在威脅」。
報導提到,北京對這場衝突置身事外的同時,甚至得以觀察美軍在遠離東亞地區的行動,實地評估其作戰能力與軍事庫存的消耗情況,這些觀察或將影響其在台灣問題的戰略思考。
荷莫茲海峽承載大陸約45%的石油進口。但專家表示,北京已建立戰略石油儲備,並擁有大量石油庫存。與此同時,俄羅斯同樣窺見具體戰略紅利:油價上漲有助於支撐其戰時經濟,而深陷中東泥淖的美國,在烏克蘭議題上的注意力與資源也將受限。
不僅如此,北京與莫斯科均試圖在這場衝突中重塑自身「調停者」的形象。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已與多名歐洲及阿拉伯國家外長通話,呼籲對話;普丁則與波斯灣國家領袖及伊朗官員通話,傳遞類似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