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零日攻擊:公帑收買下的文化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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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零日攻擊》或許在收視上創下佳績,但它留下的卻不是藝術創作的欣喜驕傲,而是民主的恥辱。因為它並不是單純的娛樂作品,而是政府挪用龐大預算,將戲劇作為政治工具,刻意營造恐懼,強化「抗中保台」的敘事。這樣的影視工程,已經偏離藝術自由創作的精神,赤裸裸地成為政權的宣傳喉舌。政府等於拿人民的錢,反過來洗人民的腦。

《零日攻擊》宣傳海報。(圖/牽猴子提供)
《零日攻擊》宣傳海報。(圖/牽猴子提供)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部號稱「商業影集」的作品,其實背後有高度政府與官股企業的資金介入。整體製作成本約新台幣二十多億元,其中近一半來自政府補助與投資,再加上中華電信等官股事業的支持,幾乎是靠公帑堆出來的戲劇。這樣的作品,說它是「政策劇」而非「商業劇」,恐怕更貼切。

該劇飆高的收視率,其實並不難理解。首先,劇情題材鎖定「駭客入侵」與「國安危機」,天然帶有緊張與恐懼感,容易激發好奇心。其次,龐大的宣傳機器與媒體配合,營造全民追看的氛圍,讓人即便心有疑慮,也被推著加入討論。再者,在政治撕裂的氛圍下,「愛國」與「敵人」的二元設定最能牽動情緒,讓觀眾在無形中被卷入。換言之,高收視率不代表認同,而可能只是好奇與從眾心理的結果。

《零日攻擊》劇情中總統遭到攻擊。(圖/牽猴子提供)
《零日攻擊》劇情中總統遭到攻擊。(圖/牽猴子提供)

然而,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其國民自然有一種認知:聳動的劇情,未必真實。戲劇本質上是虛構的,不是現實。成熟的公民懂得將影視作品放在它應有的位置——娛樂,而不是讓它取代現實、甚至取代對公共議題的理性思考。當政府過度放大戲劇中的威脅,試圖讓全民都陷入同樣的恐慌,反而顯得格外反智、令人發噱。因為越是強調「假想的敵人」,越暴露自己缺乏治理現實問題的能力。

這樣的作法,還有更深層的文化傷害。當政府把影視當成政治工具時,它踐踏的不是單一劇作,而是整體的藝文創作自由。影視應當是藝術的展現,是文化的探問與社會的反思,但一旦淪為政權的宣傳,就失去了獨立性與批判力。更令人憂心的是,若影視工作者自己心甘情願投入這場政治操作,把創作變成對權力的文化乞討,那便不只是自我作賤,更將成為台灣文化發展的隱憂與危機。因為一個沒有自由精神的文藝環境,只會培養出應聲蟲,而不是藝術家。

政治思想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曾提醒過:「民主最大的危險,不在外患,而在於一種內部的軟性專制,它不斷拉攏人心,使人失去獨立思考的勇氣。」這段話正好映照今天的情境。當政府企圖用戲劇取代政策,用恐懼取代治理,它其實是在削弱公民思辨的空間,把民主推向淪喪。

小說家喬治‧奧威爾則更具體地指出:「掌權者若要控制未來,必須不斷塑造過去。」當戲劇被賦予政治任務,它所編造的不僅是故事,而是一套經過設計的「過去」與「敵人」,用來框限公民的想像力,壓縮社會的討論空間。這正是《零日攻擊》的真正危險:它表面上談的是駭客與國安,但背後卻是製造恐懼、固化立場,最終讓觀眾接受單一敘事,而失去對多元現實的理解。

問題在於,這樣的操作在短期內或許奏效,卻無法持久。因為人們終究會察覺,劇情是編出來的,情節再驚悚也不等於現實。當觀眾發現自己並不是單純在看一齣戲,而是在被政治利用,反感便會加深。收視率再高,也掩飾不了逐漸累積的反彈。這就是民主成熟社會的免疫力:越是刻意操弄,越容易激起抗拒。

因此,《零日攻擊》的真實意義不在於它的劇情,而在於它揭露了一個荒謬的現象——政府竟然試圖以戲劇取代治理,用影像製造恐懼,而不是面對現實問題。真正的民主,不需要靠戲劇洗腦來維繫,而需要在公共領域裡,讓多元意見自由辯論,讓政策在理性的爭論中接受檢驗。

當政權愈加倚重戲劇來塑造敵意,結果只會是人民愈來愈不信任政府。因為成熟的國民終會意識到:恐怖的劇情並不是真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敵人,其實就是那個拿納稅錢踐踏文化、洗腦人民、踐踏民主的政權。

※以上言論不代表中天新聞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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