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明/川普重啟核試　戰略嚇阻或戰略焦慮？

文／蔡裕明（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今年10月底時，美國總統川普在南韓釜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宣布，他已指示五角大廈「立即恢復核子武器測試」，稱美國必須「與俄羅斯和中國站在同一基礎上」。這是美國總統三十多年來首次公開提到重啟核試，引起北京、莫斯科與華府內部的強烈關注。

儘管美國能源部隨後澄清「目前並無核爆計畫」，但川普的發言仍被視為一項政治訊號，顯示他準備以核嚇阻重新塑造美中力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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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在同一時間，華府智庫圈也傳出新的對台政策主張。包括CATO研究所與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在內的學者相繼發表文章，認為美國應該「支持台灣自我防衛，但不應承諾為台灣而戰」。這種「有限支持論」挑戰延續原本的戰略模糊政策，反映美國在中國崛起與國內負擔之間的戰略焦慮。

川普的核試爆言論與「棄台論」雖然不具直接關聯，但它們共同揭示同一現實，美國的嚇阻方式與對外承諾正經歷轉變，模糊的灰色地帶正在縮小。

美國「戰略模糊」的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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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模糊原先是美國在台海政策上的核心機制，也就是既不明確承諾保衛台灣，也不排除出兵的可能，以模糊來創造嚇阻。然而，三十年後的今日，這套架構正同時受到政治現實與軍事環境的侵蝕。

川普的核試爆言論表面上針對中國與俄羅斯的軍備競賽，實際上反映出一種在過度擴張下的象徵性力量展示，當美國難以承擔多戰場的傳統嚇阻成本，總統便以高調的核言論維持「超強嚇阻」形象。這種做法強調力量展示，恐非戰略穩定，也使「核子嚇阻」重新回到政策舞台中心。對北京與莫斯科而言，這是挑釁，但對華府內部而言，它同時象徵美國正在失去同時嚇阻多個對手的能力的戰略焦慮。

在這個背景下，CATO與昆西研究所提出的「不為台灣而戰」論調顯得並非孤立。這些智庫認為，台灣雖是重要夥伴，但並非「攸關美國生存的核心利益」，而直接介入台海戰爭將導致災難性後果。史文（Michael Swaine）在今年年中的政策簡報中甚至提出，美國應逐步轉向「戰略清晰但不干預」，公開表示不會與中國開戰，同時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與對中對話空間。這種觀點得到部分共和黨務實派的認同，或也符合川普「美國不應為他人打仗」的一貫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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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在於，美國同時強化軍事威懾（如核試論述、印太部署），卻又釋出「有限承諾」訊號。對盟友而言，這是信任危機，對中國而言，則可能誤讀為華府缺乏決心。結果是，美國既無法完全嚇阻北京，也無法讓台北放心。這種戰略模糊的「中空化」，正是當前台海安全最不穩定的部分。

從「嚇阻」到「責任外包」

川普的核試爆言論與華府智庫的「棄台論」在邏輯上雖然不同，但都指向同一個戰略重心轉移，美國正從「直接嚇阻」走向「責任外包」，顯見美國「過度擴張」的帝國疲態。

首先，是財政與產能的限制。美國同時面臨對俄制裁的延伸成本、烏克蘭援助疲乏、以及印太戰略部署的資源競爭。當軍費逐年上升、國內赤字不斷擴大，維持全球駐軍與同盟防衛承諾的政治空間越來越小，這使得「讓盟友自行強化防衛」、「提升夥伴分攤比例」成為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都能接受的務實方向。

其次是戰略風險的再評估。近年多項兵棋推演普遍顯示，一旦台海爆發戰爭，美國若直接介入，可能在初期即損失航艦與上千名人員，甚至引發核子升級。這些模擬結果讓政策圈重新檢視戰略模糊的代價，過去那種「模糊能維持和平」的假設，已難以說服當前的風險評估模型。因此，華府新的共識正在形成，美國應該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而非以出兵承諾作為核心嚇阻手段。

在實務層面上，這樣的戰略轉向主要體現在三個方向。第一，擴大對台軍售與訓練合作，強化防衛能量但不派駐美軍，維持「不介入但支持」的原則。第二，鼓勵日本與澳洲在區域安全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透過多層次安全夥伴網絡分擔威懾責任。第三，同時維持與北京的危機溝通管道，防止戰略誤判與局勢升級，確保緊張關係仍在可控範圍內。

這種「支持但不承諾」的新模式，表面上仍維持對台關心，實際上卻是將軍事風險轉移給區域盟友與台灣自身。對美國而言，這是降低衝突成本的理性選擇，但對台灣而言，卻意味著安全保證的基礎正在鬆動。

美國的再分攤時代的到來

川普的核試爆言論與華府智庫的棄台論看似分屬不同議題，實際上卻指向同一趨勢，美國正重新定義印太安全架構中的「責任邊界」。美國戰爭部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與中國防長董軍日前會晤時，雙方同意建立軍對軍溝通管道來降低衝突和誤判為目標。這項安排象徵美中雖仍對立，但顯已開始透過風險管理取代直接嚇阻。

與此同時，美國在區域內推動的戰略重心愈臻明確，包括，要求盟友增加國防支出、分攤戰略成本。華府最新向印太盟國提出的政策目標，是將國防支出提升至GDP的5%，作為維持美國安全傘與情報共享的前提。這項要求不僅反映美國內部孤立主義與財政壓力的升高，也說明「可控清晰」已成為美國在新時代的戰略主軸，將焦點從「保護他人」轉向「確保自身不被拖入戰爭」。

以日本為例，2025年3月東京成立聯合作戰司令部（JJOC），與美軍建立更緊密的戰區協調機制，象徵日本不再只是被動接受安全庇護，而是成為地區防衛的積極參與者，並且美方同意南韓建造核動力潛艦。澳洲則在AUKUS架構下加速潛艦計畫，預計2030年前完成印太部署。這些動作共同指向一個現實，美國的戰略領導正轉變為分層管理、責任外包的結構性模式。

這種「可控清晰」的戰略，不再依賴模糊威懾或承諾防衛，而是透過可預測的風險分配來維持穩定。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安全環境的根本改變，美國會持續支持，但支持的條件是「自我防衛能力可驗證」。在此架構下，台灣的國防改革、國際協調與產業韌性都將被視為嚇阻可信度的核心指標。

換句話而言，戰略模糊的時代正在結束，不因美國的冷漠，而是因為它的現實。當華府要求盟友提高軍費至GDP 5%，同時與北京建立危機溝通機制，美國所追求的已不再是主導權，而是可持續的安全秩序。台灣若要在這個新秩序中維持戰略穩定，必須從依附思維走向自我定位，將「被保護的盟友」變成「可被信任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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