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明/師夷長技　解放軍的任務指揮變更強？

文／蔡裕明（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就在上個月月底，美國華府的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發表一份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任務指揮？》的報告。這份報告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嘗試導入一種源自西方的軍事理念：任務指揮（mission command）。倘若這項改革成功，可能徹底改變中美之間的軍事競爭格局。

那麼，為什麼這件事這麼值得關注？過去，美軍一直有個讓自己感到安心的假設：中國軍隊雖然龐大，但指揮體系僵化、反應慢半拍，而美軍則憑藉靈活的指揮風格與高度授權的文化，在戰場上始終佔有優勢。然而，這個假設現在正受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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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指揮」是一種建立在信任上的指揮方式，重點在於讓上下級之間能夠更好地合作和溝通。上級不再事事指揮細節，而是僅清楚說明任務的目標和想達成的意圖，下級指揮官則可以依照現場情況，自主決定要怎麼完成任務。

如果解放軍真的能掌握「任務指揮」概念並且落實，讓基層指揮官能夠依據任務目標自主判斷、快速決策，那麼解放軍的作戰節奏與靈活度將有所不同。

換句話說，美軍可能再也不能依賴對手「反應慢、層層上報」的舊印象。一旦解放軍能像美軍一樣快速行動、靈活應變，未來戰爭的速度、風險與不確定性，恐將被重新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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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指揮」這個概念從何而來？

任務指揮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普魯士軍隊的改革。這場變革由老毛奇元帥在1860到1890年間推動，他提出一種全新的指揮方式，徹底改變現代軍事領導的思維。

在老毛奇之前的傳統指揮方式十分僵化。上級會下達非常具體的命令，例如：「向東北方向前進兩英里，左翼保持防線。」下級只能照令執行，缺乏彈性。而老毛奇的創新在於，他主張上級只需說明「意圖」，例如：「突破敵軍左翼，孤立敵軍主力」，至於如何達成目標，則交由下級指揮官根據現場情況自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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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方式的優勢非常明顯。戰場瞬息萬變，任何高層指揮官都不可能預見所有細節。當下級被授予更多自主權，他們能依據現地情勢快速調整行動計畫，反應可更靈活，也更具創造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比法軍更具機動性和靈活性，正是得益於這種分權式的指揮理念。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任務指揮」更發揮關鍵作用。德軍的「閃電戰」（Blitzkrieg）能夠迅速突破敵陣、協調多兵種作戰，其核心就在於基層指揮官擁有高度的行動自由。著名將領如隆美爾和古德林都是這種戰術的實踐者，烏克蘭前總司令扎盧茲尼也是任務指揮的擁護者。

冷戰之後，美軍在1986年正式將「任務指揮」寫入軍事準則，並於2003年的《野戰手冊 FM 6-0》中加以修訂與強化。以色列國防軍（IDF）也以此為核心理念，能夠在兵力劣勢下取得戰場優勢。近年來，烏克蘭軍隊在2022年戰爭中同樣展現出「任務指揮」的力量，他們讓前線單位擁有決策權，成功對抗俄軍僵化、集中化的指揮體系。

解放軍開始在談「任務式指揮」

具體的證據顯示，解放軍已在官方媒體與理論層面開始探討「任務式指揮」這一理念。首先，權威軍事報刊《解放軍報》已多次刊載相關文章，顯示該議題正受到軍內高度重視。例如，2022年8月19日，《解放軍報》刊登黃昌建、師福祥、劉孝良的〈傳承中創新任務式指揮〉一文，指出任務式指揮的核心在於「根據上級意圖和授權，各級指揮員在統一作戰意圖下分散行動」，這種方式強調集權與分權的結合，透過下放指揮權來激發各級指揮官的主動性，以因應戰場的複雜變化與即時決策需求。

另外，2023年5月25日，《解放軍報》再度發表〈重視任務式指揮背後的「軟實力」〉一文，由趙先剛、王權、呂聰撰寫，進一步明確提出：「上級只需明確任務，不規定具體做法」，由下級根據戰場實況自主決策。文章強調，在分散部署、高節奏的現代戰場中，必須給予下級指揮官更大的行動空間與自主權，並指出除通信、指管系統等「硬體」條件外，更應重視部隊成員之間的信任、默契與判斷力等「軟實力」。

換句話說，RAND報告指出，解放軍未來可能走向三條發展進程，全面採用任務指揮、部分採用或維持集中指揮。若全面推行，解放軍將更靈活快速，對美軍構成高威脅；若僅部分落實，靈活性有限但仍具中等風險；若維持中央集權，則雖穩定但反應遲緩，威脅相對較低。整體來看，這三種情境凸顯了解放軍在「效率」與「控制」之間的戰略矛盾。

解放軍一直以來奉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個原則確保軍隊的忠誠與權力統一，但也在實際上限制指揮層級的靈活度。隨著現代戰爭節奏越來越快、戰場越來越分散，強調「下級自主決策」的任務指揮理念在軍中重新被提起。不過，如何在維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讓基層指揮官能更靈活應變，仍是一大難題。

解放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層層決策流程和信任不足，使得「權力集中」與「戰場靈活」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明顯。高層的嚴密控制雖能避免決策失誤，但也常導致反應延遲。如何在集中與授權之間找到平衡，將決定解放軍能否把「任務指揮」從理念落實到實戰。

此外，基層的決策空間依舊有限。近年來的軍事整頓和人事異動，雖然加強了紀律與反腐，但也讓許多軍官對自主決策更加謹慎。這種「求穩文化」雖能避免錯誤，卻可能讓部隊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反應不夠快。特別是在今年，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在內的多名高層將領被撤職，可能讓軍內氣氛緊張，中層軍官多選擇「不犯錯比表現重要」，進一步加深了集權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