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權力的模糊邊界:從普丁到賴清德的治理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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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鄭麗文一句「普丁不是獨裁者」,立刻引起輿論嘩然。多數人急於表態,卻少有人靜下來想想:「獨裁」這個詞究竟是政治學概念,還是道德標籤?若不放回歷史脈絡去理解,就難免陷入情緒化的指責,而忽略了政治現象的深層結構。

鄭麗文發表就職演說。(圖/中天新聞)
鄭麗文發表就職演說。(圖/中天新聞)

希特勒是透過選舉上台的,卻以法律程序摧毀了民主制度,最後成為歷史上最殘暴的獨裁者之一。這提醒我們,「民選」並不等於「民主」,真正的關鍵在於:權力是否受到制衡?公民是否仍能自由表達與選擇?普丁當然透過選舉延續權力,但當反對派接連入獄、媒體被收編,選舉也就淪為儀式。從制度面看,他確實具備獨裁特徵;但若放入俄羅斯歷史中來看,普丁更像是動盪時代的「強人調節者」。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社會動盪、國力衰退、民族自信崩塌。普丁上台之初,以恢復秩序為名整合權力,重建國家榮耀。對許多俄國人來說,這不是壓迫,而是救贖。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當社會陷入混亂,人們往往願意以部分自由換取安定。獨裁,於是成了一種被默許的「社會契約」。

新加坡也是類似例子。李光耀時代媒體受限、政黨競爭薄弱,卻以廉潔與效率贏得人民信任。西方批評它威權,東方卻視其為成功治理。民主與獨裁,從來不是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而是光譜的兩端。關鍵不在名稱,而在治理品質與人民對權力的信任程度。

如果把鏡頭轉回台灣,我們也不妨問:當一個政黨壟斷資源、主導媒體敘事、動輒以「國安」、「防假訊息」為由限縮異議時,即便仍有選舉,這樣的權力結構與威權有多遠?當執政者以「多數」之名壓制「少數」的聲音,當司法與監察成為政治工具,當輿論被貼上「親中」、「假訊息」的標籤而遭封殺,那麼台灣的民主,也可能走向「程序民主、實質威權」的危險邊緣。

這不只是制度問題,更是一種心理結構。當社會習慣「扣人紅帽子」、發動政治清算,以「民主」為名發動罷免、羞辱異議者時,那種心態本身就是一種獨裁。罷免投票表面上看似民主程序,然而如果出發點是報復與圍剿,實質上就是以群眾之名行獨裁之實。真正的獨裁,往往不是由一個強人製造,而是群眾在正義名義下的集體暴力。

美國在1950年代也發生過同樣的悲劇。參議員麥卡錫以「反共」為名展開清算運動,逼迫無數知識分子與公民噤聲。那是一場披著愛國與正義外衣的恐懼政治。今日的台灣,當某些政治勢力以「防假訊息」或「反滲透」為名壓制不同意見時,與當年的麥卡錫主義,又有多大差別?

這正是《以民主之名獨裁》ㄧ書所揭示的現象:當代的獨裁,不再以坦克與鐵血登場,而是披著合法選舉與程序正義的外衣,逐步蠶食制度。 一個政權不需要廢除選舉,也能消滅民主;它只需讓司法淪為工具、讓輿論變得單一、讓人民相信「不同意見就是敵人」。這樣的體制,在外表上仍是民主,內核卻早已腐化。

金正恩、普丁。(圖/美聯社)
金正恩、普丁。(圖/美聯社)

事實上,這不只是俄羅斯、台灣或新加坡的現象,而是全球民主的普遍困境。中國大陸今日施行的共產主義,也早已不是1949年建政時那一套意識形態式共產主義,而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與民族復興的混合體。它在權力集中中追求效率,在管制秩序中維持穩定。這樣的政治模式,也許仍被西方視為「威權」,但其內部運作早已超越「獨裁—民主」的二元框架,而是進入「治理—合法性」的新範疇。

鄭麗文的發言雖可議,卻提供了一個值得冷靜思考的契機:我們對「獨裁」的定義,究竟是政治語言,還是學理判準?若我們只能根據媒體指標判斷誰是獨裁者、誰是民主者,那正是思想貧乏與權力操控的開始。

普丁、川普。(圖/美聯社)
普丁、川普。(圖/美聯社)

真正的危機,從來不在普丁,也不在俄羅斯,而在我們自己——當社會對權力失去懷疑、對制度失去警覺時,民主便開始腐蝕。

民主最大的危機,不是有一個普丁,而是人人都以為自己不是普丁。

※以上言論不代表中天新聞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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