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睿/美軍的覺醒文化 強技術與弱文化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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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明睿(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博士)

美國800名將軍匯集維吉尼亞匡蒂科的集會,川普與國防部長赫格塞斯的演講,有一個共同的特色,確認美軍軍事力量,展現出強大與先進性,是世界最優秀的武裝力量,尤其武器裝備的技術層次上,具有超代的領先地位,川普自豪的指稱,美國核戰略潛艦在技術上領先中、俄25年。

9月30日川普對美軍將領講話。(圖/美國國防部)
9月30日川普對美軍將領講話。(圖/美國國防部)

覺醒文化弱化了美國軍隊

他們兩位同時又指出,美軍絕對力量正在被動搖,川普明確地說出,阿富汗撤軍行動令美軍蒙塵,導致俄羅斯敢於發動戰爭。事後調停俄烏戰爭,卻以失敗告終,川普近乎抱怨的說出,「和談唯一的方式就是展示實力」。

若回顧川普「解放日」的關稅大戰至今,中國仍是最難纏的對象,美國希望能盡快的與中國達成貿易協定,中國卻沒有讓步的跡象。川普很感慨的說,「如果我們軟弱,他們根本不會接我的電話」。

美軍、美元、全球輿論宰制,是美國對外戰略的利器,軍事向來是決定性的支撐力量,既然美軍的武器裝備,仍具有技術代差的優勢,為何其決定性功能卻相對下降。川普與赫格塞斯將問題,歸咎於「覺醒文化」對軍隊戰力的深度影響。

9月30日赫格塞斯對美軍將領講話。(圖/美國國防部)
9月30日赫格塞斯對美軍將領講話。(圖/美國國防部)

原生文化對沖覺醒文化

川普提到戰爭部更替國防部,說出「覺醒主義第一個徵兆就是把戰爭(WAR),改成了防衛(Defense)」。赫格塞斯更是將這次演講定性為「人與文化」的說明,認為軍隊部門已經成為「覺醒部門」,「人事即政策」,透過「意識形態」規範與「有毒領導」的醜化,在人事更迭過程,出現了劣幣逐退良幣,弱化了軍事專業與作戰能力。

「覺醒文化」一詞的關鍵,在於「覺醒」,是一種「意識」活動,社會學家將其兩者聯繫運用,成為「覺醒文化意識」(awakening culture consciousness),這種意識觀點認為,面臨快速變化的環境,文化會成為生存的障礙,面臨此種情境,不能僅對環境作出無意識的適應,更要採取有意識的建構活動,而在面對眾多文化敘事中所暗示的可能性,應保持開放的態度。

但凡一種思想進入政治領域,總是與政治權力、政策主張、組織行政諸多因素融合,容易產生意識形態糾葛,形成一種規範功能。政治意識的思想,進入軍事領域後,不可避免地對原生文化產生了衝擊。戰爭或是作戰是實在的行為,覺醒文化意識是一種理念,彼此很難兼容,但面對政治意識的權威與權力運行的介入,軍事行政必須有所選擇與回應。

川普將國防部改名戰爭部。(圖/美聯社)
川普將國防部改名戰爭部。(圖/美聯社)

川普與赫格塞斯對「覺醒文化」的鬥爭路徑,是借鏡美軍發展的歷史,以作為政策與行政調整的基石,其回溯歷史,還原作戰身分與戰士精神的回歸,透過原生文化以削減覺醒文化對軍隊戰力的衝擊。

川普以「國防部更名為戰爭部」作為起手式,一方面向覺醒主義(政治性)挑戰,賦予戰爭部三個使命,目標重申、身分認同、榮譽回歸。二方面作為軍隊文化改革焦點的支撐。

赫格塞斯指出戰爭部唯一的使命,就是「作戰、備戰、準備取勝」,以實力換取和平,而非幼稚的和平主義,川普認為「戰爭是因為我們想要結束戰爭」,也就是「以戰止戰」。這些觀點,對於軍人而言,已經是一種常識。

身分認同的釐清,應該是赫格塞斯的講演重心。拋棄所謂的社會正義、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取消身分月(identity months),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辦公室,改革督察室職能、強化以傳統的、男性的專業素質的考核準據,並增加實戰情境、功勳制度,讓競爭上位者,能成為專業榜樣與榮譽象徵,讓部隊不再有分裂、干擾、性別錯覺與碎片化,走回了專業主義的道路。

川普並未滿足專業回歸,且新生了身分認同的呼喚,川普將軍事工具「對外」使用的傳統,同時也對危險城市的「對內」施作。這一點正是西方輿論戰中,區別對待中國與西方文明國家軍隊的準據,美軍將領是否能接受對內行動的新身分仍待檢證。

川普下令國民兵進駐華盛頓。(圖/美聯社)
川普下令國民兵進駐華盛頓。(圖/美聯社)

體制、政客與軍文關係

川普與赫格塞斯,將美軍作戰能力的下降,歸咎於覺醒文化,並批判的說,「愚蠢魯莽的政治領袖,設定了錯誤方向,愚蠢魯莽的政客逼得軍隊專注於錯誤的事情,讓我們迷失了方向。」赫格塞斯忘了政治領袖與政客,是透過民主的合法性途徑所產生,而真正影響軍隊戰力因素,應是基於民主制度下,政黨競爭與政黨間意識形態的差異,所延伸出來軍文關係的困境。

美國政黨政治在意識形態上,粗略的區分「理想的、自由的、進步的」民主黨,與「基督的、傳統的、現實的」共和黨,政黨競爭取得政治權力後,是朝向自由化治軍,還是工具化治軍,也會隨著政黨的意識形態而變化。

軍隊面對政治權力更迭與控制,文人再透過軍事行政的懲戒,軍隊很難堅持原生文化所賦予的角色認知,且必須不斷的做出治軍內涵的適應,最壞的情況,是遭受極端意識形態與非理性觀點的干擾,軍隊逐漸剝離了「軍戰」角色,淡化了「戰場情境」的參照,墮入了「文化面對戰場生存形成障礙」的悖論。

這種現象在民主國家是一種老問題,1957年杭亭頓(Huntington)透過專論,在民主政治背景下,進行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比較分析「軍民關係」何者較具合理性,最終杭廷頓主張「情境保守主義」觀點,此觀點「承認權力在人際關係的作用,不會強加意識形態給軍事機構,並捍衛現有軍事制度。」赫格塞斯在提升軍隊作戰能力的改革,接近杭廷頓的觀點,並向專業主義靠攏。

赫格塞斯在提升作戰能力的本意,是要為「戰略威懾與戰爭勝利」而作,但沒想到,川普擴大「軍隊的首要是保衛國土」的意義,提出美國正遭受入侵,應將危險城市作為部隊的訓練場,並以戰區來形容危險城市,說出「我說(總統)在這裡,你們(任務部隊)就下車,想作什麼都可以。」瞬間,軍隊的角色,由對外性轉為對內性的職能,令人眼界為之一開。

在政黨政治輪替的不確定性與政治權力深度介入下,對於專注於軍事建設與作戰訓練的軍事領導者而言,實現軍事專業化、政治中立化,只能說是理想的期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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