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崑義 、蔡炫
台灣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驚傳公務員遭霸凌輕生引發各界關注，事發後出現多位吹哨者指證惡行，勞動部長何佩珊起初僅對北分署分署長謝宜容做降職處分，引發朝野齊聲怒火砲轟，迫使行政院長卓榮泰公開致歉，就連總統賴清德也在輿論抨擊下臉書發文致歉；勞動部隨即就在20日晚間公布考績結果，火速將謝宜容記2大過免職處分，如此戲劇化的轉變，背後不僅充斥政治考量，也讓勞動部自家的「職場霸凌」淪為負面教材。
謝宜容霸凌下屬的陳情書不下百封卻屹立不搖，皆為控訴這位分署長的脫序行經，例如摔公文、大聲咆哮、言語嘲諷再到人身攻擊等，且在輕生事件發生後對同仁下達封口令；甚至事發當天救護人員要送往生者離開，高層竟然指示「貨梯僅供長官使用」，最後往生者只能以坐姿搭客梯運下樓，難怪遭到民眾諷刺為「勞動地獄」。勞動部作為勞動政策的主管機關，面對「自家問題」的危機處理已是荒腔走板，也讓監督機制缺失、檢舉系統的保密不足及縱容文化的體制歪風，揭開民進黨改革口號下的「勞動地獄」 。
勞動部監督機制缺失：公務員申訴問責的制度空白
勞動部長期聚焦於私部門的勞動條件監管，卻對公部門內的職場環境關注有限，根據《公務員服務法》等保密義務來作約束，鮮少對於自身權利積極捍衛，一旦產生職場霸凌的申訴案件多以內部調解，缺乏透明性與公正性。公務員申訴問責的制度空白，導致監督機制缺失釀成此起憾事。
民進黨政府近年積極推動「人權法案」，卻未有效處理公務體系與民間企業的勞動問題，即使祭出《性別工作平等法》對性騷擾予以規範，但在廣義的職場霸凌，仍然缺乏一套全面標準。勞動部應設立專責單位，以專業法律與心理支援處理類似案件，並且要求定期審查公私部門的勞動環境，將「職場霸凌零容忍」落實到政府與民間。
檢舉系統的保密不足：受害者的困境
勞動部現行檢舉機制的保密問題仍讓受害者卻步，擔心身份暴露或遭秋後算帳，這在公務體系中尤為明顯，公務人員即便享有職位保障，但因階級關係的剛性結構，使得檢舉行為必須伴隨極大風險。公務員淪為管理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肇因檢舉系統的保密不足。
勞動部必須建立具有保密性與隱密性的檢舉制度，避免內部調查流於形式，例如引入第三方調查機構，應對檢舉人提供全面復原機制，包括心理輔導與工作調動等，才能降低受害者的檢舉風險。若經調查證實目的良善背後的實際惡意，強化加害者的懲處法規與賠償制度，才能有效杜絕職場霸凌的亂象叢生。
縱容文化成為最後稻草：體制歪風的問責漠視
台灣公部門內部長期存在的縱容文化，使得職場霸凌淪為「默許常態」，根據《勞動基準法》，雇主對於員工的權益負有保障責任，但當加害者是高層領導或核心主管，是否能被究責往往成為問號。這起事件凸顯公部門的體制漏洞，也讓縱容文化助長了濫權行為。
民進黨自八十年代起參與勞工運動已逾30年，如今也是打破紀錄三屆連任的執政當局，但在這次面對政府機關內的職場霸凌，勞動部長何佩珊的作法全然背離問責機制，初期還以文官制度來做政治卸責，意圖輕放涉及霸凌行為的領導階層，已對民間企業做了不良示範。賴政府必須修訂法規並明確規範職場霸凌的懲處標準，並對相關人士進行連帶究責，才能避免在制度缺失下助長霸凌文化。
勞動部是否為「職場霸凌」開了綠燈？正是檢視民進黨政府勞動政策成敗的最佳寫照，從監督機制的缺失、檢舉系統的保密不足，到縱容文化的根深蒂固，均顯示出台灣在職場權益保障上的嚴重漏洞。民進黨政府若要展現勞權改革決心，必須拿出具體行動，而非只是被迫將謝宜容免職對社會大眾交代，包括提升監督制度化、增強檢舉保密性與復原機制落實化，才能杜絕縱容文化下的職場霸凌孳生，替職場受害者帶來公平正義。
一個公務員之死能否喚醒賴政府改善勞動環境的制度缺陷？如何能以具體行動恢復台灣社會信心，如果這起事件的調查報告「滿紙荒唐」，甚至從降職、停職到免職還「峰迴路轉」，那麼無論是勞動部，還是民進黨政府，都將難以擺脫縱容「慣老闆」與「惡主管」的政治責任。
※作者王崑義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蔡炫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以上言論不代表中天新聞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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