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洋流」現象　羅世宏示警親和力背後潛在危機

年底首都選戰藍綠對決，民進黨台北市長沈伯洋掀起「洋流」熱潮。對此，中正大學教授羅世宏示警，必要時，類法西斯民粹政治人物也可展現出人畜無害的形象。

羅世宏今（11）日在臉書貼出長文表示，20世紀法西斯政治留給世人最深刻的視覺記憶，往往是軍裝、咆哮與街頭暴力。墨索里尼赤膊勞動的陽剛展演、希特勒狂熱演說時的肢體語言，構成了我們對極權美學的刻板想像。正因如此，當歷史研究揭露另一種面貌—希特勒在家中撫摸愛犬、餵小女孩吃蛋糕、穿著便服與鹿群相處的溫馨畫面，我們才驚覺：威權統治的誘惑，可能恰恰來自那些看起來最無害的親切時刻。

羅世宏指出，當代民主社會中，一種新型態的政治人物正在崛起。他們不穿軍裝、不咆哮、不煽動街頭暴力，反而戴著眼鏡、談吐溫文、擁有亮麗學歷，甚至擅長展現對弱勢的關懷。這類「人畜無害」的類法西斯民粹政治人物，比傳統硬漢更具誘惑力，因為他們的親和力本身便成為解除公眾戒心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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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世宏認為，親和力從不等同於政治溫和。真正值得警覺的問題是：領袖的道德形象如何被用來取消對手的正當性，將特定群體界定為必須清除的內部敵人，並使權力擴張與強制措施免於法律問責。

羅世宏表示，建築史學家斯特拉塔戈斯（Despina Stratigakos, 2015）在《希特勒在家中》（Hitler at Home）的研究揭露，納粹宣傳機器自1932年重要選舉期間，便系統性地將希特勒的私人生活納入政治行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希特勒青年團領袖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透過文字，證言讚揚元首的謙遜與慷慨；御用攝影師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提供彷彿可驗證的「私人品德證據」；室內設計師特羅斯特（Gerdy Troost）則透過貝希特斯加登山莊的裝潢，塑造希特勒作為有品味、有文化的居家人物。

羅世宏指出，這套宣傳的弔詭之處在於：它同時容納了兩種看似矛盾的形象資源。希特勒既是能戰鬥、能擊敗敵人的強悍領袖，也是愛護弱小、值得信賴的照顧者。前者正當化行動的力量，後者正當化行動者的道德資格。兩者並置，使暴力取得雙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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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世宏表示，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提供另一種分析案例。宣傳機器將其塑造為純潔、孤獨、自我犧牲的苦行者，以及「理性的獨裁者」。這套形象支撐的並非典型法西斯群眾運動，而是保守威權統治。歷史學家鄧肯辛普森（Duncan Simpson）指出，新國家政權以民族主義及天主教傳統價值作為國家再生的參照，其特徵是政治去動員化—刻意讓人民退出公共政治，而非持續煽動群眾投入。

羅世宏指出，薩拉查案例提醒我們：教授身分與節制形象可以成為威權統治的道德資本，但這套資本的運作邏輯與納粹的群眾動員有所不同。前者依賴道德權威與社會沉默，後者依賴狂熱參與及集體亢奮。

羅世宏表示，羅馬尼亞鐵衛團領袖柯德里亞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展現第三種模式。其使用宗教語言、實踐禁食與祈禱、強調嚴格自律，外表英俊、舉止沉靜，以宗教化語言宣布民族復活與救贖。柯德里亞努曾於1924年殺死雅西警察首長，而鐵衛團也發展出執行報復任務的死亡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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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世宏指出，柯德里亞努的魅力不在於用溫柔取代暴力，而在於透過聖潔、犧牲與民族救贖的敘事，使暴力取得道德意義。宗教苦行與政治暴力在其魅力建構中成為共同要素，兩者並非互斥。

羅世宏表示，將威權控制主要歸因於領袖形象，容易忽略制度、利益與日常互動的複雜運作。辛普森對葡萄牙秘密警察PIDE的研究提供更直接的證據：一般公民會主動向秘密警察檢舉、求職、請託，也會試圖利用其解決私人衝突或取得資源。

羅世宏指出，研究辨識出5類用途：有影響力的庇護者、可挪用的強制工具、私人衝突處理機制、與政權合作的平台，以及經濟機會。威權控制不只是人民被領袖魅力迷惑，也可能透過恐懼、資源依賴、私人報復、官僚裁量與利益交換，滲入日常生活。

羅世宏表示，這條路徑比分析眼鏡、微笑或寵物照片更能接近核心問題：善意宣稱如何轉化成檢舉、行政裁量、處罰與權利限制？

羅世宏指出，當代民主社會中，傳統法西斯那種「鋼鐵般、好戰且反智」的硬漢風格，確實難以被多數都會選民接受。當政治人物需要推動高度的敵我劃分、群眾審查或國家安全動員時，轉向知性、親切、守護者形象的包裝，確實具有歷史先例。

羅世宏表示，台灣過去30年的政治經驗，提供3個值得對照的案例。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期間，新黨候選人趙少康以「新秩序」為競選訴求，在造勢場合高呼要將違法亂紀者「統統抓起來」。《新新聞》的歷史選戰報導將此一強勢秩序訴求，與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快樂、希望」的軟性競選形象並置。

羅世宏指出，這個案例展現了候選人如何透過執法語言建立果斷的領導形象，以及不同陣營如何爭奪對社會秩序與政治改變的詮釋權。儘管「統統抓起來」的對象在語脈上指向違法亂紀者，但這種籠統的強制語言在民主轉型期的台灣，仍喚起了威權時期國家暴力的集體記憶。當選情不利時，訴諸逮捕、拘禁等強制手段成為競選語言的一部分，這番言論後來也成為該次選戰的爭議焦點之一。

羅世宏表示，2018年颳起的「韓流」，以庶民直白、反精英的語言動員群眾，韓國瑜用「高雄發大財」等口號，將經濟焦慮轉化為對特定政黨與精英階層的敵意。這種風格看似與「人畜無害」相反，卻同樣運用民粹式的情感動員來繞過理性辯證。

羅世宏進一步表示，2026年台北市長選舉中浮現的「洋流」現象，則展現另一種路徑。沈伯洋以學者身分、品牌戰策略與社群操作，吸引青壯年與中間選民。有媒體分析指出，「洋流」代表台灣社會對新治理方式的渴求，改寫了政治流量公式。

羅世宏指出，然而這股「洋流」伴隨著一套暫時隱藏但相當系統性的內部敵人建構論述，其軌跡可追溯至沈伯洋進入立法院之前與之後的公開言論。只說去年的就好：2025年3月，為了合理化將言論表達不合主流意識形態的陸配亞亞等人驅逐出境，沈伯洋將台灣「大陸配偶」貼上「敵國配偶」的標籤，認定後者不擁有同等言論自由的權利保障，也同時污名化整個陸配族群，至今未見其為此標籤做出更正或道歉；為了拉抬大罷免的聲勢，其在彰化一場罷免公民團體的聯合大會上宣稱：「大罷免沒過，台灣就毀了！」其進一步表示，國民黨已經「紅統化」，越來越多人與傅崐萁站在一起，「我們現在面對的根本不是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已經變成共產黨的代理人」，罷免是制止紅統勢力的「唯一手段」，一旦大罷免失敗，台灣將「萬劫不復」（自由時報，2025）。

羅世宏表示，這段言論展現了幾個值得注意的修辭特徵：首先是末日敘事的運用—「毀了」、「萬劫不復」，將政治成敗提升至國家存亡的高度；其次是敵人類型的根本轉換—國民黨不再是民主體制下的反對黨，而是「共產黨的代理人」，本質上被排除於正當政治行動者範疇之外；最後是唯一手段論—罷免被建構為「唯一手段」，暗示常規的選舉制衡、國會監督等民主機制已不足以應對威脅。

羅世宏指出，這種論述與沈伯洋後來提出的「第五縱隊」、「高風險群」標籤形成連續體：當整個群體被預設為潛在叛國者，當反對黨被定性為敵國代理人，當政治成敗被描繪為末日審判，親和力包裝下的敵我劃分便具備了動員正當性。支持者可能認為這是必要的國安防護，反對者則看見排除性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邏輯。

羅世宏表示，歷史經驗提供幾項檢驗標準：

第一，檢視領袖的道德形象是否被用來取消對手的正當性。當「純潔」、「奉獻」、「犧牲」等詞彙成為排除異己的道德武器時，親和力便成為壓制的工具。

第二，檢視特定群體是否被界定為必須清除的內部敵人。法西斯思想史學家格里芬（Roger Griffin）指出，排除性民族共同體的建構是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核心。當守護敘事伴隨著對特定族群、宗教或政治立場者的系統性污名化，便需提高警覺。

第三，檢視權力擴張是否免於法律問責。政治學家帕克斯頓（Robert O. Paxton）的法西斯五階段分析強調，實際政治行為與組織發展比意識形態宣稱更能揭示運動本質。當「緊急狀態」、「國家安全」、「道德危機」成為繞過正常法律程序的常態理由，親和力包裝下的權力集中便構成實質威脅。

第四，檢視暴力是否被道德化。柯德里亞努案例顯示，宗教苦行與軍事紀律的結合，使暴力被重新解釋為勇氣、犧牲與民族救贖。當「愛」、「守護」、「犧牲」等詞彙被用來正當化對異議者的壓制，便需警惕。

羅世宏指出，希特勒的居家宣傳、薩拉查的學者面具、柯德里亞努的宗教苦行，三者共同揭示一個令人不安的歷史教訓：威權政治的美學資源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靈活。它可以容納軍裝與便服、咆哮與輕聲細語、街頭暴力與居家溫馨。

羅世宏表示，分析當代政治人物的親和力，不宜僅從外貌、學歷或談吐推定其政治性質，也不能把所有防衛或守護敘事直接稱為類法西斯民粹。類法西斯民粹的歷史辨識，須結合民族重生神話、政治組織、暴力實踐與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態度。

羅世宏指出，真正值得檢驗的是：領袖的道德形象如何被動員？敵我劃分的界線如何被畫下？權力擴張如何被正當化？當我們回顧趙少康「統統抓起來」的威權語言，在立委沈伯洋論述中聽見「敵國配偶」與「（數）十萬高風險群」、「第五縱隊」的標籤，在罷免造勢場合聽見「台灣就毀了」、「萬劫不復」的末日宣告，或許才能在親和力的誘惑面前，保持必要的政治清醒。

羅世宏強調，人畜無害的外表，無法作為判斷政治人物是否危險、或未來可能變得更危險的可靠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