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對抗到制度自覺　何啟聖評張亞中：以辯論改革政黨

國民黨主席選舉將於18日投票，期間6位候選人也先後參加多場政見發表會與辯論會，每個人也針對國民黨的未來方向進行說明。對此，資深媒體人何啟聖從5點觀察，分析候選人之一張亞中在這幾場的辯論表現，他從語言對抗到制度自覺，他不是在「演辯論」，他是在以辯論改革政黨。

何啟聖今（6）日在臉書發文指出，在中國國民黨所舉辦「唯一」、也是「最後」一場的黨主席選舉電視辯論會中，張亞中以強烈的語氣、犀利的邏輯和不假修飾的直言，成為全場焦點。有人批評他砲火猛烈、氣場壓人，也有人讚嘆他敢言敢戰、擲地有聲。

然而，若將這一切僅視為情緒上的表演，則不免流於膚淺。因為張亞中真正想挑戰的，並非對手的面子，而是國民黨整體政治文化的形態。他透過辯論本身，意圖開創一種新的政治形式——在民主框架之下，重塑黨內公共討論的結構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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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張亞中的辯論表現，何啟聖提出5點觀察進行分析，分別為「辯論不是禮儀，而是制度」、「從傷痕中誕生的理性之怒」、「以辯論為民主形式的再造」、「理念政治對抗人格政治」及「辯論即改革」。

首先，針對「辯論不是禮儀，而是制度」這點，何啟聖提到，在台灣政黨政治的現實中，辯論往往被視為程序性的過場。候選人客氣寒暄、陳述政見，甚至避免交鋒，以維持表面上的「團結氣氛」。這樣的辯論形式，實際上反映出國民黨長久以來的文化慣性：人情重於理念，和諧優於真實。

張亞中的出現，正是對這一慣性的反叛。他拒絕把辯論當作表演，而是視之為理念對撞、真理檢驗的戰場。當他嚴肅地質問對手、挑戰黨內矛盾時，他所執行的，其實是一場制度性的「形式改革」——把辯論從表象的「風度競技」提升為一種思想的「公共檢驗」。這是政治學中所謂的「形式理性」重建：在既有框架內，用程序推進實質內容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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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從傷痕中誕生的理性之怒」這點，何啟聖認為，張亞中的辯論風格，並非情緒性反應，而是一種帶著理性節奏的憤怒。他四年前參選黨主席時，曾以理念與改革論述獲得基層支持，最終卻在體制壓力下敗給朱立倫，並在事後遭遇長期的黨內排擠與邊緣化。這段經驗，不只是政治挫折，更是他對黨內結構性不公的親身體驗。

因此，他這次重返辯論場，不是為了個人復仇，而是以「被排擠者的視角」，重新揭開國民黨制度的盲點。他的嚴肅，來自對黨的失望；他的強硬，是為了讓整個黨重新學會「自我檢驗」的能力。這是一種理性之怒——一種對不思變、不願辯、不敢對話的文化所做出的制度反抗。

第三，在「以辯論為民主形式的再造」這點，何啟聖指出，在民主政治的演化史上，每一次制度的進步，往往從形式的創新開始。張亞中的辯論，不只是語言上的挑釁，而是一種對「民主形式」的再造。他在辯論中創造出一種新的政治語境：在尊重程序的前提下，以思想張力取代禮貌性共識，以問題質詢取代敷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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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辯論形式，本質上是一種民主教育。它迫使觀眾重新學習，什麼是真正的公共理性。它也讓國民黨必須重新面對：當一個政黨的內部討論只能容納溫和聲音，而不能容忍尖銳質問時，那個政黨其實已失去民主生命力。張亞中在辯論台上所展現的，是一種「制度性表演」——他用自己的語言節奏、對抗姿態，逼迫整個黨去體驗什麼叫「真正的辯論」。

第四，在「理念政治對抗人格政治」這點，何啟聖續指，張亞中的辯論策略，實際上也是「理念政治」對「人格政治」的對抗。國民黨長期的派系文化與人情體制，使政治人物往往以「誰對我好」取代「誰說得對」。在這樣的土壤裡，辯論淪為修辭裝飾，而理念被掩埋在權力算計之下。

張亞中以學者的身分、理性的口吻介入這一結構。他的問題不是為了讓對手難堪，而是要求黨回到思想層次思考：何為藍營的主體性？何為兩岸論述的根本？何為黨的世代責任？他用辯論的方式提醒整個政黨：政治若沒有思想，就只能成為選舉機器；而沒有辯論的思想，也只是口號。

最後則是「辯論即改革」這點，在這層意義上，張亞中參與的不僅是一場選舉，而是一場制度改革的實驗。他用辯論的形式，推動黨內文化從「禮貌民主」走向「思辨民主」，讓國民黨重新學會對話、對抗與自省。

這是一種從形式通往本質的改革路徑——從語言結構開始，改變思考方式；從思考方式出發，重建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