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裕明(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美國是否正在「不再當世界警察」,亦或者美國出現「帝國疲痺」以致當不成世界警察,正成為各國討論的焦點。特別在最新發布的2025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後,重申美國「不再扮演Atlas式支撐全球秩序的角色」,更強調盟友分擔責任、聚焦西半球與第一島鏈安全。

若比較2017年、2022年與2025年三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的字數,2017年版,完整涵蓋中國、俄羅斯、北韓、恐怖主義、民主擴展、盟友體系與全球治理等概念,全文約為2.3萬字,反映美國將自身定位為多數區域秩序的主要支撐者。2022年版字數略與2017年相等,其縮減差異主要在政策重心轉移,並新增民主對威權競爭、氣候變遷等議題。然而,2025年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的字數約僅有1萬字,篇幅明顯收縮,聚焦於美國本土安全、西半球、經濟主權與印太軍事嚇阻,北韓甚至未再被列入主要論述範圍。
更進一步來看,篇幅與字數的精簡,但卻同時卻出現want、must、should等語氣動詞的集中化現象,也就是說,代表這份文件並非試圖全面描繪世界局勢,而是選擇以較少的篇幅,清楚對外說明,美國的偏好是什麼、美國要求盟友做什麼,以及哪些議題不再被視為優先對象。
國安戰報告的語氣動詞說明什麼?
透過對於2025年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分析,可以說明三種不同層次的戰略意涵。
首先,want在2025年版中成為美國自身政策偏好的專用語言。根據統計,want出現47次,明顯高於2017年的9次與2022年的8次,而且多半搭配美國或we作為主詞,且集中於國內安全與經濟議題,包括美國「想要」確保自身的生存與安全、控制邊界與移民體系,以及建立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相對地,must在2025年版中則呈現高度外向的規範功能,其中must出現44次,其主詞多為allies或partners,主要分布於NATO與印太相關段落。例如,盟友必須增加國防支出、必須承擔其所在區域的主要安全責任,並必須配合集體防衛與出口管制安排。更進一步分析,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share從22年的77次減為9次,可說明美國不願再支撐整個世界秩序,而是將成本與執行責任明確轉移(shift)至同盟體系。
介於兩者之間的則是should的策略性使用。2025年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當中,should總共出現36次,顯著高於2017年的13次與2022年的5次,主要用於描述外交施壓與具體政策操作方向,特別集中於第一島鏈相關段落。文本指出,美國的外交努力「應該」聚焦於敦促第一島鏈盟友擴大對美軍的准入、提升防衛能力,並強化區域嚇阻。雖然should在語氣上較must為弱,但多與press、urge等動詞並用,使其實際功能更接近行為導向的政策期待,反映美國對日本、南韓等前線國家提出明確但仍保留調整空間的行動要求。
最後,commit的顯著下降進一步凸顯這種語言轉向。2025年版中,commit僅出現6次,遠低於2017年的26次與2022年的23次,顯示美國刻意降低剛性承諾式語言的使用,以維持政策彈性與回應空間。此一特徵在台海相關段落中尤為明顯。
就台灣議題而言,逐年上升的關注趨勢相當明確。從2017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僅3次提及台灣,2022年增加至6次,再到2025年達到8次,顯示台灣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能見度與政策權重呈現穩定上升。而且今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篇幅只有過往的一半,卻在此高度精簡的架構下,對台灣的提及次數反而創下新高,顯見對於台灣的關注程度。

美國霸權的資產負債表重組計畫
再從文字的數據來看,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同盟與夥伴的語言處理出現明確收縮。以「同盟」相關字詞來看,2022年出現147次,2025年降為79次,降幅約為46%。「伙伴」相關字詞的變化更為顯著,從2022年的295次下降至2025年的67次,降幅超過77%。這些數字顯示,美國不再以大量重複提及同盟與夥伴,作為展現國際參與以及多邊網絡的語言策略。
在2017與2022年版本中,聯盟與伙伴的高度使用,對應的是一種透過廣泛結盟來行使影響力的戰略想像。同盟數量本身被視為能力延伸的一部分。然而,2025年版中同盟相關詞彙的大幅下降,顯示美國不再假設「結盟本身具有正向戰略價值」,而是將重點轉向同盟關係是否能產生具體、安全可衡量的回報。
此一變化亦與價值語言的退場同步發生。民主相關字詞從2022年的91次降至2025年的8次,「價值」更降至0次,相對地,「主權」這個字從2022年的16次回升至21次,邊境與移民持續被保留。這代表2025年版的報告書不再透過價值共同體來加固同盟關係,而是以主權、安全與邊界治理作為合作與支持的主要判準,同盟因此從一種長期的價值政治關係,轉向條件化、功能導向的政策安排,更可以說是一份清除不良資產(無效的盟友、昂貴的民主價值觀的擴展),專注於核心資產,包括,本土經濟、邊境安全以及高階技術。
第一島鏈作為「負擔轉移」的前線機制
這份國家安全戰略正式標誌著美國放棄自二戰以來作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道德負擔。美國不再關切他國的內部體制,取而代之的是主權與邊界安全,更為顯示傳統「價值觀外交」的終結,與此同時,盟國關係變成一種契約交易,首先必須證明你有支付能力(國防預算5%)與實質價值(如第一島鏈防禦),美國才會考慮提供協助,以往那種「無條件的安全承諾」已成歷史。
在美國戰略收縮的情況下,台灣的價值不是因為「共享的民主制度」,而是因是半導體與實體的資產地緣位置的實體資產才具有重要性。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極致展現,它比道德承諾更可靠,但也更具條件性,更是取決於美國對半導體的需求。或者也可以這麼來說,台海安全的穩定性更加仰賴區域前線的承擔能力與風險管理,而非預設美國自動兌現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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