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特權與權利之間：政治人物的孩子，該承受多少？

文／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台北市長蔣萬安之子蔣得立錄取北市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因全市僅有25個名額，加上他具有美國國籍，近來引發不少「特權」質疑。問題看似只是一個交換學生名額，背後真正牽動的，卻是政治人物家庭長久以來最難回答的一道題：政治人物應該接受更高的道德標準，那麼他的孩子，也必須跟著退讓嗎？

最近不少人重新提起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後的往事。當時周美青最後離開兆豐銀行法務工作，馬英九的大姊馬以南也辭去原有職務。這些工作本身未必有任何問題，只因為家中有人即將成為總統，為了避免利益衝突的想像，家人便選擇用比法律更高的標準自我要求。可是如果再把歷史往前推，1989年李煥與李慶華父子的故事，或許更值得今天重新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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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李煥不只是行政院長，同時身居國民黨權力核心，並參與立法委員提名作業。偏偏他的兒子李慶華有意投入年底立委選舉。以李慶華本人而言，他當然有參政權，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負；但問題在於，只要父親仍是行政院長，又參與黨內提名，李慶華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完全擺脫「是不是因為父親」的質疑。即使李煥什麼都不做，外界仍可能懷疑：提名是不是比較容易？行政資源是不是可能間接幫上忙？而一旦李慶華當選，還可能形成兒子在國會監督行政院、父親卻正是行政院長的特殊政治關係。

李煥最後選擇反對兒子參選。李慶華難違父命，只得退出，並留下那句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擁抱群眾竟然如此痛苦。」三十多年後重新讀這句話，其實很有滋味。因為它說出的不只是李慶華的無奈，而是政治人物子女共同面對的一種矛盾：父親的權力不是自己選擇的，卻可能反過來成為限制自己權利的理由。

這也正是今天蔣得立事件最值得思考的地方。這25個名額並不是靠一場客觀筆試，依分數高低直接決定，而是經過學校推薦、書面審查與英語面談，當中自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人為判斷與主觀裁量。因此，當台北市長的兒子參加由台北市政府教育體系辦理的甄選，外界對「特權」產生想像，我認為並不過分。可是，合理懷疑和直接認定存在特權，仍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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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特權？我的理解很簡單：因為父親有權力，所以孩子得到其他人得不到的待遇，這才叫特權。如果因為爸爸是市長，就多得到一分、取得別人沒有的資訊或方便，當然應該被嚴格批判。可是如果孩子原本符合簡章，也依照既有程序參加甄選，我們是不是又能反過來要求他：「因為你爸爸是市長，所以你應該退出，把名額讓給別人」？這同樣值得警惕。

不能因為爸爸是市長，所以多給一分；但也不能因為爸爸是市長，就要求他少一分。否則，反特權走到最後，很可能變成另一種身分上的不公平。李慶華當年的故事之所以值得今天重新拿出來看，正因為我們固然可以敬佩李煥當年的高度自我要求，但也不能忘記，那個高道德標準並不是沒有代價，而付出代價的人，不只是李煥，也是他的兒子。

所以回到蔣得立事件，我認為真正應該承擔更高責任的，首先還是台北市政府，而不是孩子。既然這是一項只有25個名額、又採書審與面談的競爭性計畫，那麼制度就應該設計得更精密、更透明。書審與面談各占多少比例？評分標準為何？第一階段能否採去識別化審查？如果申請者是市長、副市長或局處首長的直系親屬，是否應有更嚴格的利益迴避與外部評審機制？具有交換目的國國籍者能否申請，也應該事先寫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