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一拳未明，紅帽先到：矢板明夫遇襲案暴露的法治與國安漏洞

文／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矢板明夫在台中演講後遭人揮拳攻擊，暴力行為當然應受譴責，檢警也有責任徹底追查犯案動機、通聯紀錄、資金來源，以及是否存在同行者、在地協力者或境外指使。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嫌犯在犯案後換裝，並準備搭機離境，遭警方在機場攔截逮捕；法院則以涉嫌傷害等罪嫌重大，並具有羈押必要，裁定羈押禁見。至於是否涉及《反滲透法》、境外勢力或所謂「跨境鎮壓」，仍有待檢調依具體證據查明。警方最初的正式說法，也是將「是否涉及境外勢力或跨境鎮壓」列為清查方向，而不是已經完成的調查結論。（Yahoo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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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陸委會卻在案件發生後迅速將其指向中共「跨境鎮壓」，受到質疑後，才改稱政府只是「高度懷疑」，並強調不會指導檢警辦案。從近乎確定的政治定調，退回到「高度懷疑」，恰恰說明行政部門最初的判斷，已經走在偵查證據之前。（聯合新聞網）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社會。法治的基本原則，就是犯罪事實必須依證據認定，不能因為嫌犯出生於大陸、持有香港護照，或者被害人的政治立場鮮明，就直接把一件暴力案件提升為中共指揮的跨境鎮壓。

嫌犯的身分、犯案方式及逃離安排，確實可能構成合理懷疑，也值得國安與司法機關深入調查；但是，懷疑只是偵查的起點，不能取代偵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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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跨境鎮壓列為辦案假設，卻不能先把假設宣布為政府結論，再要求檢警替行政機關尋找證據。前者是國安警覺，後者則可能成為政治定調。

行政部門或許會辯稱，並未直接命令檢警如何辦案。但行政干預並不一定以正式公文、電話指示或個案命令的方式出現。當行政機關已經公開宣告案件具有特定政治性質，承辦檢警便可能承受一種無形壓力：如果最後查不到中共指使，是否等於否定政府最初的判斷？如果只能以普通傷害罪結案，是否會被批評為國安警覺不足？

司法機關原本應該自由地依證據形成判斷，最後可能查出境外指使，也可能查出是個人政治狂熱、臨時報復、私人策劃，或者其他尚未浮現的原因。行政權所應做的，是提供資源、協助調查並等待結果，而不是搶在司法之前，替案件選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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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對法治精神的無知，也有以行政權影響偵查方向、干預司法判斷的嫌疑。

然而，此事更深一層的問題，還不只是行政權與司法權的界線，而是政府這種倉促定調，反而暴露出台灣國安工作的漏洞與瑕疵。

如果行政機關掌握了足以認定這是跨境鎮壓的情資，那麼政府就必須進一步回答：國安單位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掌握？掌握了哪些境外指揮、資金流向、組織聯繫或行動命令？既然已有情資，為什麼嫌犯仍能順利入境、接近被害人、掌握活動地點並完成攻擊？

若矢板明夫已經被境外勢力列為攻擊目標，國安單位是否曾經進行風險評估？移民、警政、調查及國安機關之間，是否建立了必要的橫向聯繫？對於可能受到威脅的媒體人、學者或政治評論者，是否曾提供預警或必要的安全協助？

如果政府事前已有充分情資，卻未能阻止事件發生，問題就在於國安預警與防護機制失靈。

反過來說，如果行政機關並沒有掌握具體情資，只是因為嫌犯身分、被害人立場，以及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就推論這是中共跨境鎮壓，那麼問題同樣嚴重。這表示政府的國安判斷不是建立在情報與證據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治聯想、意識形態及媒體效果之上。

換句話說，政府現在面臨一個無法迴避的兩難：有證據，代表國安防護失靈；沒有證據，代表行政機關以政治猜測冒充國安判斷。

無論是哪一種答案，都不是一個成熟國安體系應有的表現。

真正的國安工作，並不是事情發生後迅速貼標籤，更不是把所有涉及大陸人士的案件都包裝成中共滲透。國安工作的核心，是事前蒐集情報、辨識威脅、評估風險、阻止危害，並在事後建立完整證據鏈。

事後高喊「跨境鎮壓」，不能掩飾事前預警的缺席；政治語言的強硬，也不能取代情報工作的精準。

更危險的是，當「國家安全」被無限制擴張，任何涉及兩岸背景的人與事，都可能被快速套進紅色滲透的框架。久而久之，國安機關將難以區分真正有組織、有指揮、有資源支持的境外行動，與個人激進、偶發暴力或一般刑事案件。

當所有事件都被說成國安事件，真正的國安威脅反而可能被淹沒。

這就是所謂的「警報疲勞」：每一次都把警報拉到最高，社會最後便無法判斷何者才是真正的危險；國安資源也可能被政治化的錯誤判斷分散，降低對真正滲透活動的辨識能力。

國安機關最需要的是冷靜、精準與專業，而不是配合政治氣氛快速表態。國安判斷一旦成為執政黨政治敘事的延伸，不僅會傷害司法公信力，也會削弱人民對國安機關的信任。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質疑政府倉促定調，並不等於否認中共可能進行跨境鎮壓；要求證據，也不等於替施暴者辯護。恰恰相反，因為跨境鎮壓是極為嚴重的國安指控，所以更必須以嚴謹的情報與司法證據加以證明，不能把它降格成政治口號。

如果最後查出確有境外指揮，政府就應依法嚴辦，追查所有幕後組織、資金與在地協力者；同時也必須檢討，國安體系為何未能事前發現並阻止。

如果最後沒有查出境外指使，行政機關也應向社會說明，為何在調查尚未完成之前，就貿然將案件定性為跨境鎮壓。

民主台灣與威權體制最大的不同，不應只是政治立場不同，而是我們願意尊重證據、程序與司法獨立。大陸方面如果在調查之前，就把施暴者的行為說成民族「義憤」，是以政治立場替暴力辯護；台灣行政機關若在證據尚未明朗之前，就認定這是中共跨境鎮壓，同樣是讓政治判斷走在事實之前。

兩者立場雖然相反，卻都犯了同一個錯誤：先有政治答案，再尋找事實配合。

矢板明夫遭到攻擊，司法必須查清楚這一拳從何而來。但真正的國安，不能只在拳頭落下之後，急著替它塗上政治顏色。

如果政府認為這是一場有組織的跨境鎮壓，就應提出證據，並回答為何未能事前阻止；如果政府沒有證據，就不應以政治臆測干擾司法調查。

一個只會事後扣紅帽子，卻不能事前辨識、預警與防範威脅的國安體系，並不強大。它所暴露的，恰恰是國安治理的空洞，以及行政機關試圖用政治定調掩飾專業不足的危機。

※以上言論不代表中天 新聞網立場